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

  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指1936年10月由中国工农红军红四方面军主力2.18万人(占当时红军总数的2/5),遵照中共中央之命令,西渡黄河作战的一支军队;在河西走廊,西路军孤军奋战,由于兵力悬殊,最后粮绝弹尽,惨遭失败,几乎全军覆没,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上写下了悲壮的篇章;很长时期里,西路军问题是党史和军史研究中的一个“禁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导下,事件参与者李先念、徐向前、陈云等直接干预,得到邓小平支持,研究这段历史的环境逐渐改善,西路军的历史真相逐步得到澄清,并为学界和公众所接受。
  
  目录
  词条概述征战历程一九三六年一九三七年历史真相历史争论陈旧定论争论突破史学研究历史争论的第一阶段历史争论的第二阶段中央究竟有无打通国际路线的战略意图西路军的行动是否一直受中央直接指挥张国焘对西路军的失败该负怎样的责任历史评价
  词条概述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是中国工农红军的一支;1936年秋,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纪念碑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结束后,根据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向西渡过黄河。随后,第九军和红四方面军总部及第五军也渡过黄河,准备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后因河东敌情变化,计划终止执行。11月11日,中共中央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令过河部队称“西路军”,领导机关称“西路军军政委员会”。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方面军会师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占领宁夏、甘西,打通与苏联的联络,随即颁布《十月份作战纲领》,决定提前执行宁夏战役计划。
  该纲领规定,四方面军主力南进西兰通道地区,以3个军的兵力渡黄河攻占宁夏,但由于敌情变化,军委命令屡有变更,致使四方面军主力未能全部渡过黄河。 1936年11月10日,中共中央电令渡过黄河的红军组成“西路军”,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副总指挥王树声,参谋长李特,政治部主任李卓然,政治保卫局局长曾传六。下辖三个军:五军军长董振堂,政委黄超,参谋长李屏仁,政治部主任杨克明,辖2师4个团,3000余人,枪1000余支,平均每枪子弹5发;九军军长孙玉清,政委陈海松,参谋长陈伯稚,政治部主任曾日三,辖2师6个团,6500余人,枪2500余支,平均每枪子弹15发;叁十军军长程世才,政委李先念,参谋长黄鹄显,政治部主任李天焕,辖2师6个团,7000余人,枪3200余支,平均每枪子弹25发;另有骑兵师,200人马,200支枪,平均每枪子弹25发。全军计21800人,机关、医院、伤病员及勤杂人员占40%左右。
  西路军原为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行动路线图
  实现《平(番)大(靖)古(浪)凉(州)战役计划》,单独西进,接通新疆,但在古浪一役中,损失惨重,伤亡2000余人,参谋长陈伯稚、一个师长、一个师政委以及大部分排以上干部牺牲。军长孙玉清被撤职,由一方面军将领李聚奎接任。但却在此时,中央军委要求西路军停止西进,就地在永昌、凉州一带建立根据地。
  中央原计划以此造成河东红军将与西路军在河西会合的假象,调动蒋军,以便河东红军主力转移,但此意图中央却不明告西路军,只是命其不进不退、困守不毛之地,陷于民族不同、文化不通的危险境地。
  而西路军的领导人陈昌浩由于在鄂豫皖苏区、川陕苏区及红四方面军长征时,忠实执行过“左”倾错误,并形成与张国焘的特殊关系,他惧怕不能紧跟中央指示而遭到批评,于是对中央的各种命令一味强调服从。
  由此,西路军就在该地点进行大规模的惨烈战斗,部队严重损耗,由21000余人锐减至15000余人,渐渐陷入绝境。
  西路军最终经过血战高台、倪家营等地,在没有救兵、没有供给,弹尽粮绝的情况下,导致西路军全军覆亡。西路军战死者7000多人,被俘12000多人。被俘后惨遭杀害者6000多人,回到家乡者3000多人,经过营救回到延安者4500多人,流落西北各地者1000多人。 仅余400多人的西路军指战员溃至新疆。
  1939年期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总指挥徐向前
  间,陈潭秋继任中共驻新疆代表,曾领导“新兵营”的工作,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去苏联治病途经迪化时,还专程赴“新兵营”视察并作出了指示。后来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陈云、李先念曾领导“新兵营”指战员学习文化、军事技术。为了巩固中共与新疆军阀盛世才的统一战线,发展新疆经济,还从“新兵营”抽调出许多骨干力量支援新疆经济建设。西路军总支队的指战员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现代化军队的火种,也成了中国共产党在新疆的燎原之火。
  1942年7月,盛世才背叛抗日统一战线,大肆逮捕、关押、残害中共人员。至1946年,在党中央的关怀下,身陷囹圄的西路军总支队指战员才集体返回延安。
  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所属各部队,是经过中国共产党长期教育并在艰苦斗争中锻炼成长起来的英雄部队。在极端艰难的情况下,在同国民党军队进行的殊死搏斗中,西路军的广大干部、战士视死如归,创造了可歌可泣的不朽业绩,在战略上支援了河东红军主力的斗争。西路军干部、战士所表现出的坚持革命、不畏艰险的英雄主义气概,为党为人民的英勇献身精神,是永远值得人们尊敬和纪念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
  历史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但新疆人民不会忘记这些给天山南北引来共产主义星火的西路军,他们保留了西路军在乌鲁木齐的旧址,在哈密设立了纪念馆;乌鲁木齐市又开放了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总支队纪念馆,作为庆祝建党八十周年的献礼项目,就是为了缅怀西路军的悲壮业绩和他们不屈的革命精神,以激励人们不断奋进。
  征战历程一九三六年10月10日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政委陈昌浩
  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中革军委为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发贺电。
  10月11日中共中央及军委发布《十月份作战纲领》,决定提前执行《宁夏战役计划》,集中主力向北发展,夺取宁夏。
  10月20日中央电令朱德、张国焘赴打拉池,会见西方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商定实施宁夏战役计划。
  10月21日敌胡宗南部第一军、王均部第三军、关麟征二十五师、毛炳文部第三十七军,从东、南、西三面向会宁地区大举进攻。
  10月23日彭德怀致电毛泽东,提出关于宁夏战役的具体部署。
  10月24日 毛泽东电彭德怀并朱德、张国焘、贺龙、任弼时、徐向前、陈昌浩:“同意彭德怀同志宁夏战役计划”。
  同日 毛泽东、周恩来电令彭德怀:“三十军迅速渡河控制西岸,……”
  同日夜半,三十军二六三团在靖远虎豹口强渡成功,一举突破马步青部河防阵地,大部队迅速跟进,控制了渡口。
  10月25日九军继三十军渡河。
  同日 马步芳奉蒋介石之令,指示青海省国民兵团(以下简称民团)待命出发,增援骑五师。
  10月27日三十军八十九师在靖远县吴家川、景泰县尾泉等地,击溃敌骑五师马禄旅和祁明山步兵旅各一部,占领兴泉堡、一条山一带。
  10月28日拂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副总指挥王树声
  晓,三十军、九军及四方面军总指挥部渡河完毕。
  10月30日五军渡河。至此,四方面军之三十军、九军、五军及总指挥部直属队、教导团、妇女抗日先锋团、少年先锋团、骑兵师共21800余人全部渡河。
  同日四方面军总部移驻景泰赵家水。九军尾随向赵家水、兴泉堡附近集结。敌关麟征部突进靖远,控制黄河东岸,隔断了河东红军增援宁夏的道路及与河西部队的联系。河东岸的红四军、三十一军向打拉池地区集结,诱敌深入,待机歼敌。
  10月31日三十军迅速扩大战果,击破敌骑五师围困的各据点,使敌防守的黄河防线全线崩溃。
  11月1日驻防五佛寺的三十军八十八师宣传发动群众,组织成立“五佛寺抗日促进会”,动员群众大力支援红军。
  同日九军进占锁罕堡、打拉牌一线,将溃退敌马禄旅600余人骑围困于锁罕堡围寨,与之展开统战外交。
  同日马步青一面急电马步芳,请求速派援兵;一面急电骑五师参谋长、河防前线指挥官马廷祥,派人向红军虚与讲和,为援兵争取时间。
  11月2日徐向前、陈昌浩向红军总部、中央军委报告:“一条山地区人户稀,粮缺水苦,大部队难久作战,条山地区河谷间还不能放重兵。若主力不能迅速渡河,此方因各种关系不便久停时,即我方决先向大靖、古浪、平番、凉州行,而后待必要时,再转来接主力过河”。
  同日马步芳接到请求增派援兵的急电,立即任命马元海为河西总指挥,率部赶往一条山。
  同日蒋介石任命马步芳为西北“剿匪”第二防区司令兼第五纵队司令官。辖属骑兵第五师及新二军,负责河西军务。
  11月3日马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第五军军长董振堂
  元海向一条山红军阵地发起进攻。四方面军总部部署力量与敌激战3昼夜,毙敌骑五师参谋长马廷祥以下千余人。红军亦伤亡900余人。
  11月4日敌三个团及青海民团进犯打拉牌九军阵地,被击溃。
  11月5日敌集两个旅的兵力增援,又被击溃。红军边打边追,乘胜占领镇虏堡。
  同日朱德、张国焘电示徐向前、陈昌浩,河西部队目前最主要的任务是消灭马步芳部独立开展一个新局面。
  11月6日四方面军总部制定《平(番)大(靖)古(浪)凉(州)战役计划》,拟消灭平番、大靖间的马步芳部队,攻取大靖、平番、古浪、凉州,发展创造甘北根据地,配合红军主力,打通国际路线,取得军事援助。随之在一条山、五佛寺一带的三十军于当日夜撤到黄草渠、锁罕堡击敌。
  11月7日夜,五军从三角城出动,经吴家川、赵家水抵打拉牌。
  11月8日毛泽东、周恩来电示徐向前、陈昌浩:向凉州前进,集中兵力打敌,各个击破之。
  同日因形势变化,中共中央决定放弃《宁夏战役计划》,提出《作战新计划》,其中规定:“徐陈所部组成西路军,以在河西创立根据地,直接打通远方为任务”。
  11月9日红军各部队依预定计划部署,突击敌军重围的一条山地区,且战且行,向平大古凉地区行进。
  11月10日九军先头部队进入古浪境内,占领干柴洼。马元海尾追而至,向九军发起进攻。次日又激战一天。当夜,九军主力撤离干柴洼向横梁山转进。
  11月11日中共中央及中央军委发布命令:河西部队改称西路军,成立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军政委员会由陈昌浩、徐向前、曾传六、李特、李卓然(以上五人为常委)、熊国炳、杨克明、王树声、李先念、陈海松、郑义斋11人组成。陈昌浩任主席,徐向前任副主席。四方面军总指挥部改为西路军总指挥部,总指挥徐向前、总政委陈昌浩、副总指挥王树声、参谋长李特、政治部主任李卓然。
  同日毛泽东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三十军政委李先念
  等致电西路军,征求单独执行西进任务的意见。西路军复电,依据现时敌我力量,估计可以完成任务。
  11月12日九军主力在横梁山与尾追之敌激战一昼夜,双方均有伤亡。
  11月13日九军一部沿黄羊川北上,击退守敌,占领古浪县城外边的墙、山等制高点。
  同日中午,被三十军先头部队包围在土门堡的敌骑五师工兵一营投降。营长马有明等以下官兵160人自愿参加红军。
  11月14日九军八十一团向古浪城发起进攻。敌溃逃,红军遂占城。
  11月15日毛泽东、周恩来致电徐向前、陈昌浩,同意西路军向凉州前进。九军当日全军进抵古浪县城。
  11月16日拂晓,马元海集重兵在飞机、大炮配合下,向古浪城反扑。九军连日苦战,毙伤敌2000余人,但自身伤亡亦巨,元气大伤。
  11月17日三十军一部移占武威西四十里铺一线,五军跟进。
  同日徐向前、陈昌浩致电党中央、红军总部,请求如打通远方为主要任务,在现地区创建根据地不能不居次要地位。如遇特殊情况时,是否去打通远方。
  11月18日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电示徐向前、陈昌浩:在现地区留住一时期,加紧军事训练,恢复体力……并以一部控制古浪险要,以利保持东面地区回旋余地。
  同日夜,九军在三十军接应下,撤出古浪,向驻凉州大河驿的总部靠拢。同时,三十军八十九师两个团抵近凉州城下,两个团及总直骑兵师占领永昌县城。
  11月19日西路军总部移至武威西四十里铺。三十军一部防守永昌,一部直趋山丹。
  同日林育英、朱德、张国焘、周恩来致电徐向前、陈昌浩:你们任务应在永昌、甘州、凉州、民勤地区创立巩固的根据地……扩红、筹资,准备灭敌。并指示与于学忠、“二马”在共同抗日的条件下谈判外交。
  11月20日九军一部进入永昌境内。
  11月21日西路军总指挥部及五军两个团移驻永昌县城。三十军一部进占山丹城。
  同日西路军先遣工作团与马步青代表谈判,达成口头停火协议。三十军后续部队撤除对武威城的监视包围,西移至四十里铺、丰乐堡一线。同时,马步青集结部队,部署围攻红西路军。
  11月22日马元海集重兵进攻西四十里铺一线,红军坚守阵地,激战3日,给敌以重大杀伤。
  11月23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发布《告全体指战员书》;五军接防山丹城;永昌县临时苏维埃政府成立。
  同日徐向前、陈昌浩电告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国焘,报告西路军在永昌、山丹作战不利,处境困难。
  同日 张闻天、毛泽东电告徐向前、陈昌浩:“远方正讨论帮助,但坚决反对退入新疆。你们作战方法应改变一下,集中最大兵力,包围敌之较弱一部而消灭之。另以一部兵力钳制敌之余部”。
  11月24日 徐向前、陈昌浩电告林育英、朱德、张国焘、周恩来并转张闻天、毛泽东,再次汇报西路军作战情况,认为“我们现无能集优势兵力,弹药太少,难在甘东地区灭敌”。
  11月25日徐向前、陈昌浩、王树声电告中央军委:“现正寻机用伏击战击敌,拟将山丹、甘州敌消灭一部后,即乘胜向甘州袭击;我受永昌正面之敌压迫不便灭其一部时,即将三十军直转到甘州以西袭临泽、肃州,五军及九军留山丹阻敌”。
  同日西路军前进剧团在慰问九军途中,与敌遭遇,损失惨重。
  是月下旬五军在山丹县城内组建起5个基层苏维埃政府。
  12月1日三十军出征前夕的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
  军部进入永昌县城,后移城西水磨关、南泉田家庄、陈家南庄一带。
  12月2日陈昌浩、李卓然致电军委总政治部并朱德、张国焘,报告西路军情况。电称西路军减员“总数为4303人,内伤亡营连干部129人,伤亡团以上干部15人,党、团员伤亡约占57%以上,干部伤亡占50%以上”。
  同日苏维埃山丹县政府成立。
  12月3日马元海集结主力进攻永昌城东十里铺,迫使红军放弃据点。马彪集结重兵配以飞机、大炮,进攻山丹城。五军据城固守。
  12月4日三十军一个营夜袭水磨关红庙墩,击溃敌骑兵团。
  同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命令各军,大力扩充骑兵。
  12月5日中华苏维埃永昌区(县)政府成立。
  12月6日马元海携部进攻永昌城东关等三十军防地,经激战,东关、东水泉失守。
  12月7日马元海调集重兵,配以飞机、大炮,向永昌城东十里铺至二十里铺九军防地进攻。红军奋力拼搏,将敌挫败。
  12月9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决定,调王树声为九军军长、陈海松为政委、李聚奎为参谋长、徐太先为政治部主任,并致电中央。
  同日蒋介石致电马步芳:“过河共军既已消灭过半,应乘此声威督率所部务于两星期内扑灭……再民勤极关重要,仰转……倘遇匪警,务必死守待援。”
  12月13日西路军总部电台收到中央社关于“西安事变”的电讯后,组织向“二马”官兵展开信函外交和阵地宣传。
  12月14日马元海再次向永昌发动进攻。
  12月15日中央壮烈牺牲的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战士遗体
  军委主席团电示徐向前、陈昌浩:“西路军目前应在现地区加紧休整,进行政治动员,一面争取凉州之补充旅和‘二马’到抗日方面来,一面准备接通兰州,并准备一部适时占领安西地区”。
  12月18日中央军委主席团电示徐向前、陈昌浩:“你们任务应基本放在打通远方上面,限明年一月夺取甘、肃二州。试与诸马谈判下列问题:永昌以西之马军准其安全东退,永昌以东之马军不向永昌以西进攻。红军以不向永昌以东进攻。”随后,西路军总部向马军传送信函、联络交涉,谋求谈判,未果。
  同日“二马”联电“讨伐”张、杨,拥蒋反共,并令马元海攻永昌城。
  12月20日马元海集炮兵、步兵、骑兵,进攻永昌东十里铺、水磨关、北海子等地。红军存放的粮食被劫。
  12月21日马元海部强攻永昌城不下,遂改攻为困,调集围山丹的马彪部东返增援,进攻永昌城。
  12月24日军委主席团电示西路军东返,策应、配合河东红军和友军行动。
  同日增援永昌之敌被九军一部阻击。
  12月26日西路军总部命令永昌、山丹各军集结待命,准备东返。傍晚,又令各部撤回原地。
  12月27日军委主席团电示徐向前、陈昌浩:“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前途甚佳。西路军仍执行西进任务,占领甘、肃二州,一部占领安西。”当晚,五军撤离山丹,向西开进。总部及直属队在九军掩护下,突出永昌城,转移到水磨关至新城堡一线。
  12月28日西路军各部全线撤离永昌县境,沿祁连山北麓,取道大马营滩,昼夜疾驰西进。
  同日红军离开永昌、山丹后,敌兵入城搜捕、残害苏维埃政府成员、义勇军战士和红军伤病员。
  是月底西路军经民乐洪水,越甘州,涉黑河西进。敌人一路尾追堵截,红军且战且行。一九三七年1月1日五军高台血战后的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遗体
  及总直供给部和妇女抗日先锋团各一部进占临泽城(抚彝,今蓼泉)。是日下午,军政委黄超率两个团留守,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率三十九团、四十五团及军部骑兵团两个连、特务团4个连和妇女抗日先锋团三营一部进军高台,于当晚攻占高台城,并将县民团一部收编组成“抗日义勇军”。
  同日西路军一部在临泽城举行军民大会,宣传发动群众,号召支援红军。
  1月2日五军在高台县城召开群众大会,宣传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政治主张和红军的宗旨,号召社会各界群众支援红军西进。同时,开仓放粮,救济贫困群众。
  同日中华苏维埃临泽县政府成立。随后沙河、平川、倪家营等地苏维埃政府也相继成立。
  同日徐向前、陈昌浩向军委致电,报告西路军行进情况及敌情,并建议:西路军“如敌无大的压迫,即以大部留高、抚休整;如被敌迫时,即准备部署肃州,以一部诱敌进展。”
  1月3日西路军总部随三十军进驻临泽县倪家营,总部设在缪家屯庄。九军一部掩护总直、总后勤部兵工厂等及妇女抗日先锋团分兵进驻沙河堡(今县城)和县城(今蓼泉)。
  1月4日徐向前、陈昌浩、李特致电军委,报告情况并建议军委设法从兵源、物资方面援助,同时表示“西路军报最大决心,克服空前困难,不怕牺牲。从战役政治打敌上,求得最大进步,当自照前电完成任务”。
  1月5日高台县苏维埃政府成立。同时成立抗日义勇军甘肃省第五路军。
  同日军委主席团电令徐向前、陈昌浩、李特及西路军军政委员会,“西路军即在高台、临泽地区集结,暂时勿再西进”。
  1月9日 敌马元海集骑、步、炮兵及民团2万余人将西路军分割包围,并集中兵力进攻高台城。
  1月12日敌人集中马彪、马朴、韩起禄、韩三成4个骑兵旅和炮兵、特务、手枪3个团,以及部分民团2万余人围攻高台城。
  1月16日军委主席被敌人杀害的西路军战士遗体
  团电令西路军:“集中全力,乘机向东打敌,尔后以一部西进。在这种条件下,应大大向东扩张甘北根据地”。
  1月17日西路军总部再次致函马元海,寻求停战,未果。
  1月19日凌晨5时,西路军总部获高台城五军危急的情况,旋即派骑兵师由沙河堡前往增援,途中遭敌截击失败。驻守临泽城的五军部队两次派兵增援,均被敌拦截,增援未成。
  1月20日五军将士坚守高台城,经9天8夜激战,终因寡不敌众而陷落。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及以下官兵2000多人,除少数突围外,其余均壮烈牺牲。苏维埃高台县政府遂停止活动。
  1月21日西路军总部电告军委主席团:“以乘绥东进击敌,相机配合凉、古,接通兰州,增加抗日联军之目的,决今晚全军集结出动,走南大路,以10天行程到达古浪、土门地区,尔后向平番或靖远集中”。
  1月22日驻守临泽城的西路军被敌包围,激战3昼夜后,在九军接应下突围与主力会合。
  1月23日西路军取道张掖南山东返。九军一部进至张掖龙首堡,总部跟进同驻。三十军及九军一部移至甘州西南50里的西洞堡。
  同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重新调配五军领导干部。
  同日敌人发现西路军有东返迹象后,旋即调动兵马东撤堵防,并加强对驻地的防守,同时部署袭击红军。
  1月24日夜 ,西路军总部亦来到龙首堡,进驻张福寿屯庄,并派出小部骑兵沿祁连山向东南方向侦察。
  1月25日军委主席团向西路军通报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进展情况,集结全军,切忌分散,用坚决的战斗,来完成东进。
  同日夜,陈昌浩、徐向前率总直及九军一个团2000多兵力,向祁连山边的大孤山行进,后半夜进入祁连山边沿的张家沟。
  1月26日 晨,陈昌浩、徐向前率部来到肃南境内的马蹄乡芭蕉湾村,会见转轮寺智华活佛,并向其介绍共产党建立民族统一战线、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政策。红军露宿一夜于第二日晨返回西洞堡。
  1月27日三十军被敌人残酷杀害的西路军战士遗体
  在西洞堡、龙首堡击敌青海宪兵团、一○○师手枪团,大获全胜。毙敌800余人,缴枪1200余支,以及战马、子弹等。
  同日夜 ,西路军面对四面围敌的严峻形势,在龙首堡张福寿屯庄召开军政委员会,会议决定重返倪家营,寻机歼敌,创造条件东进。同时,决定重建骑兵师。并决定从九军二十七团和三十军二六五团抽调300多名骑兵,向东迂回,掩护大部队西进。
  1月28日晨,当300多名骑兵行至西洞堡东30多里地的白城子时,与敌遭遇,除10多人幸免外,其余全部牺牲。
  同日 西路军重返临泽倪家营,布防于四周43个屯庄。
  1月30日 三十军八十八师二六三团三营政委周纯麟率九连130多名战士进驻倪家营汪家墩碉堡,阻击敌人进攻。经过一天一夜殊死拼杀,换防时仅剩9人。
  2月1日西路军总部根据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精神,最后一次致函马元海,“派代表商洽一切”,但马始终未接受建议。
  同日马敌向倪家营西路军防地不断发起进攻。红军将士浴血奋战10多日,歼敌近万人,自身伤亡亦重。
  2月5日 三十军二六五团夜袭威狄堡白家庄子敌人弹药库,炸毁全部弹药。
  2月15日敌人向倪家营地区展开全面进攻,战斗更趋激烈。
  2月21日夜,西路军再次突围,撤离倪家营,西进至威狄堡。因地形不利防守,又星夜退回倪家营,继续与敌展开激战,处境愈加险恶。
  2月24日夜,徐向前、陈昌浩致电中央军委,请求增援。否则,只有抱全部牺牲之决心,在此战至最后一滴血。
  2月26日军委主席团复电西路军“固守50天,我们正用各种有效方法援助你们。”
  同日根据中央指示,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决定在甘州一带建立党的地方组织,选调11名干部战士组建“中共甘州中心县委”及隶属于中心县委领导的“中共山(丹)永(昌)县委”和“中共高(台)抚(彝)县委”,开展地方工作,配合西路军的军事行动。
  2月27日西路军突出重围,向西转移到三道柳沟一带,复受敌军分割包围,无日不战。
  同日中央军委主席团组成援西军。刘伯承任司令员、张浩任政治委员。
  是月甘州中心县委书记吴建初等人在张掖南山灰条沟一带开展工作,发展党员。
  3月4日徐向前、陈昌浩、李特向中央军委并彭德怀、任弼时、林育英、刘伯承、萧克、郭述申、王宏坤、陈再道、罗炳辉致电“我们坚信胜利前途,并号召全军斗争到底,现虽日食一餐,眼前无水,而绝不灰心,准备战到最后一滴血;同时恳望援军星夜奔来,或以更迅速而有效的办法灭马敌,保全西路军……,取得甘北,奠定大计,策之上也”。
  3月5日援西军由陕西淳化、三原出动,并致电中央军委及西路军徐向前、陈昌浩。
  3月7日敌人向三道柳沟西路军阵地发起猛攻。连日激战中西路军歼敌千余,自身伤亡700余人,三十军八十八师师长熊厚发身负重伤。
  3月11日夜,西路军从三道柳沟突围。凌晨撤至梨园口,准备退入祁连山,敌骑兵紧追不舍。
  3月12日西路军九军和妇女抗日先锋团二营,为掩护总部和三十军进山,在梨园口南侧的山头进行阻击。血战中,九军损失两个团,军政委陈海松等10多名团以上干部及妇女抗日先锋团40余名战士英勇牺牲。总部指挥余部向祁连山康隆寺撤退。
  3月13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电告中央及军委:西路军“被敌猛迫进到西洞堡西边90里祁连山腹地,全在山上露营,现敌已赶到,正持战中。西路军现不足3个团,虽精神团结,斗志坚决,但子弹几尽,日夜连续血战,受挫极大。附近皆高山险路,转移困难,在这紧急情况下,望援西军火速前进,估计援军全部或大部若能于5日内渡过黄河,先头部队渡河后即向凉州进逼,则围可立解”。
  3月14日西路军余部退至康隆寺以南的石窝山附近,与尾追之敌连续激战。西路军总部供给部部长郑义斋等10多名团以上干部牺牲。
  同日下午,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在石窝山召开会议。作出三项决定:一、将现有人员编为3个支队,就地分散游击;二、陈昌浩、徐向前离开部队,回陕北向党中央汇报;三、成立西路军工作委员会,由李卓然、李先念、李特、曾传六、王树声、程世才、黄超、熊国炳8人组成。
  是夜按照石窝会议决定,李卓然、李先念以三十军为主组建支队,西路军工作委员会随此支队行动;王树声以九军为主组建支队;张荣以总部及后勤人员、伤病员为主组建支队。随后,各支队分头出发,开展活动。
  3月15日西路军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军政委员会成员
  工作委员会就余部分为3个支队分散活动情况致电中央及军委。
  是月中旬援西军在甘肃镇原地区营救、收容西路军东返人员。
  3月16日徐向前、陈昌浩离队东返。
  3月中旬末孙玉清在酒泉南山不幸被敌所俘,他坚贞不屈。
  3月23日李卓然、李先念支队行至青海巡堡以北地区时,与中央取得了联系。
  3月27日洛甫、毛泽东、朱德、张国焘致电周恩来并彭德怀、任弼时,指示为解救西路军危局与马步芳、马步青交涉,请“二马”停止对西路军的进攻,“以最快速度办妥”此事。
  是月石窝分兵后,张荣、王树声所率的两个支队及毕占云率领的干部支队和其它临时组成的支队,在祁连山分散活动中,先后被敌打散,一些领导干部壮烈牺牲,其余人员大部被俘。少数逃离虎口后有的流落各地,有的艰辛东返回到陕北或原籍。
  2-3月间马步芳、韩起功勾结甘州地方民团,将西路军被俘人员中老弱病伤残或反抗者2000余人,先后惨杀活埋。同一时期,马步芳将河西解往西宁的红军被俘人员6000人中,除编入“补充团”者外,有2000余人被杀害。
  4月3日毛泽东、朱德等致电叶剑英,向顾祝同提出严令“二马”不得残害西路军被俘人员,对西路军余部不得再行追击。
  4月5日西路军工作委员会及所部在肃州以南祁连山中,致电中央,报告情况并建议中央实施营救。
  4月7日军委主席团指示西路军工委:“你们可以向新疆去,已电彼方设法援接”。
  4月16日李卓然、李先念支队850余人,经过31天的艰苦行程,从安西东南走出祁连山到达石包城。到安西后稍作休整,即向星星峡行进。
  4月22日李卓然、李先念支队进至安西蘑菇台,受到万佛峡道士郭元亨的接济资助。
  4月24日李卓然、李先念支队攻打安西城,因敌情变化,攻城未克且战且退,又遭敌包围。
  4月26日李卓然、李先念为西路军题词手迹(1987年)
  李先念支队突围向西,与追敌在白墩子激战后,继续西进。在红柳园又被敌包围,几经拼杀突围后直奔星星峡。
  4月27日李卓然、李先念支队经过47天艰苦跋涉,行程1500多里,所剩420余人终于进抵甘新交界地--星星峡,随后张荣支队的10多人也抵达星星峡。
  是月底周恩来通过回族爱国人士马德涵先生做国民党青海省前主席马麟的工作,让其以叔侄关系制止“二马”对被俘红军人员的杀害。
  5月1日中共中央代表陈云、滕代远到星星峡迎接慰问西路军指战员。
  5月4日李卓然、李先念支队休整几天后,从星星峡乘车赴迪化(今乌鲁木齐)。
  5月7日李卓然、李先念支队抵迪化后组成“新兵营”。
  是月中旬周恩来再派张文彬以中共党代表身份,到兰州探望慰问被关押西路军被俘人员,并同国民党甘肃省政府就遣返西路军人员问题进行交涉。
  是月下旬九军军长孙玉清在西宁英勇就义。
  6月初被关押在兰州的1300多名红军被俘人员,在押往西安途经平凉时,被援西军营救。
  6月上旬被俘后编入甘州敌营中的西路军人员刘德胜、邱均品、蔡文良秘密成立张掖地下党支部。开展对敌斗争。后与王定国、武杰等20多名同志取得了联系。
  7月在新疆的420余名西路军人员分编4个大队学习汽车、坦克驾驶及炮兵、无线电、航空、兽医等技术和文化知识。
  同月关押在甘州监狱的刘瑞龙、魏传统等8名西路军干部成立狱中秘密党支部,坚持斗争。
  8月1日谢觉哉、彭加伦等在兰州五泉山与民主爱国人士高金城会晤,磋商去河西营救被俘、失散的西路军人员问题。
  8月8日高金城徐向前为西路军题词手迹(1990年)
  以“甘肃省甘、凉、肃抗敌(日)后援会”主任的身份,到达张掖并重开福音堂医院,接收被俘红军伤病员住院治疗,开展营救工作。通过高金城大量积极工作,先后营救出200余名西路军失散、伤病人员回到党的怀抱。高金城的活动引起了敌人的注意和恐慌。1938年2月,高金城被敌韩起功秘密杀害。
  8月18日刘德胜从甘州到兰州,找到谢觉哉同志汇报情况。
  8月25日“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驻甘办事处”(简称兰“八办”)在兰州正式成立。中共中央代表谢觉哉根据中央指示,开展营救西路军人员的工作。
  9月22日西路军被俘干部刘瑞龙、魏传统、徐明山等10多人被党营救回到兰“八办”。
  9月25日“甘州中心县委”书记吴建初到兰“八办”,后回延安。
  是月1500名被俘红军战士被“二马”送往西安顶替青海省壮丁,途中由西安“八办”营救回延安。
  11月初由被俘红军组成的敌骑五师补充旅一个团1000多人,押送到西安后,被西安“八办”营救回到延安。
  11月23日西路军干部团政治处主任徐一新,经肃南当地牧民营救,到达兰“八办”后转赴延安。
  是月下旬“中共甘州中心县委”成员李天义与新发展的几名党员离开张掖到兰“八办”,后回延安。
  12月14日西路军的一批领导干部李卓然、李先念、程世才、李天焕、郭天明、曾传六等离开迪化去延安。其他人员除留少数继续学习外,大部分于1940年2月5日回到延安。[1]
  历史真相西路军历史何以尘封半个世纪?主要有以下原因:其一,它是由于战略指导错误酿成的备受屈辱的历史;其二,它长期被当作张国焘路线遭受鞭挞。西路军幸存者大多命运坎坷,受到极不公正的对待。特别是在“文革”中,许多西路军人员在备受摧残之后,死于非命。例如原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政治委员陈昌浩被迫害致死,罪名竟是“张国焘忠实走狗”。
  西路军执行的任务不仅是由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直接遥控指挥,而且是经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同意的一次军事战略行动。
  因此,西路军失败责任问题,必须作出合理的解释。西路军面临绝境时,中共中央及军委在3月4日、17日两次电令中,已经把西路军败局与过去张国焘擅令四方面军南下、另立中央的错误相提并论,严厉谴责西路军领导人的所谓“机会主义的路线”和“一贯反中央及军委指示”的行为;西路军兵败不久,清算张国焘路线的斗 争在全党全军展开,在批张斗争中,从既定逻辑出发,西路军败局,自然被判定为“国焘路线造成的恶果”,“国焘路线的牺牲品”。
  这个根本违背事实的错误结论,从20世纪30年代一直延续到80年代。最终解决这个历史遗案的,应当首推陈云,还有邓小平、李先念、徐向前。
  陈云,是西路军事件的参与者和当事人。四十五年后,1981年11月22日,陈云同李先念谈起西路军问题,指出:“这个问题不能回避。西路军过河是党中央为执行宁夏战役计划而决定的,不能说是张国焘分裂路线的产物。”
  三个月后,陈云再次同李先念谈论西路军问题。李先念提到邓小平去年批给他看的一篇有关西路军问题的文章。陈云说:“西路军是当年根据中央打通国际路线的决定而组织的。我在苏联时,曾负责同他们联系援助西路军武器弹药的事,而且在*近新疆的边境上亲眼看到过这些装备。西路军问题是一件和自己有关的事,我今年七十七岁了,要把这件事搞清楚。”
  李先念是西路军的亲历者,当年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成员、三十军政治委员,西路军最后分散游击时负责军事指挥。对西路军被诬为“张国焘路线”,李先念始终不解。他和陈云一样,要对西路军的荣辱负责。在根本是非问题未解决之前,他能公开表示什么呢?
  1982年,李先念根据邓小平的批示和陈云的建议,组织干部查阅大量历史档案,于1983年写出《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指出:“西路军执行的任务是中央决定的。西路军自始至终都在中央军委领导之下,重要军事行动也是中央军委指示或经中央军委同意的。因此,西路军的问题同张国焘1935年9月擅自命令四方面军南下的问题性质不同。西路军根据中央指示在河西走廊创建根据地和打通苏联,不能说是执行张国焘路线。”
  1983年1月5日,陈云看过《说明》及所附几十件电报后,委托秘书电话转告李先念办公室说,可送小平同志。再次指出:“西路军打通国际路线,是党中央、毛泽东过草地以前就决定的。当时共产国际也愿意援助,二百门炮都准备好了,我亲眼看见的。西路军的行动不是执行张国焘的路线,张国焘路线是另立中央。 ”
  同年3月22日,邓小平在李先念写的说明和附件上批示:“赞成这个说明,同意全部存档。”一个政党及其领导者如此正视历史,尊重历史,恰好说明这个政党及其领导者的开明大度,富有远见。陈云的建议,李先念的说明,邓小平的批示,在根本性质上正确地解决了西路军的历史遗案,对西路军历史问题的澄清起了决定性的推动作用。 徐向前,这位当年红军最大一支方面军的总指挥兼西路军总指挥,是最有发言权的亲历者。几十年来为顾全大局,他面对种种误解责难,甚至诋毁,或缄默不语,或不得不说违心话。从1983年开始,徐向前用三年时间写成《历史的回顾》一书,其中辟专章叙述西路军历史,痛切总结历史教训。这是一本具有权威意义的严谨可*的历史著作,全面具体地恢复了西路军的历史真相。
  1991年7月,李先念看到中共党史上卷有关西路军一段内容的阐述,违背党中央已定且多次正式文字使用了的口径(指大百科全书军事卷有关条目、红四方面军战史、全国人大和国务院对徐向前逝世的讣告、徐向前生平介绍等文),只讲“奉命过河”,不讲奉谁的命,以此含混无宾语的叙述模糊历史真相。
  李先念很生气地于7月8日写信给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杨尚昆和副组长薄一波、胡乔木、胡绳、邓力群,对此提出尖锐批评,他激愤地指出:“‘奉命’,‘奉命’,奉谁的命令?!几十年来一直说‘西路军是奉张国焘之命西渡黄河的’,甚至说‘西路军是张国焘擅自组成的’,‘西路军是张国焘错误路线的牺牲品’,等等……现在中央正式出版的党史版本,竟用如此含糊不清的春秋笔法,对得起壮烈牺牲的一万多名西路军将士吗?”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西路军问题研究的新进展,西路军的历史真相越来越为学界和公众所广泛接受。这表现在:
  1、新版《毛泽东选集》注解作了修改。1991年6月,经中央批准的《毛泽东选集》第二版出版发行,新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所收入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就对西路军的注释作了重大修改;修改后注释这样写道:"1936年7月,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会合后,由于中共中央的积极争取,并经过朱德、刘伯承等以及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斗争,张国焘被迫同意与二方面军共同北上,于同年10月到达甘肃会宁。10月下旬,四方面军一部奉中央军委指示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11月上旬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决定,过河部队称西路军。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孤军奋战4个月,歼敌2万余人,终因敌众我寡,于1937年3月失败。"
  2、2001年11月7日,在徐向前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党中央为西路军作出了公开结论;江泽民代表党中央发表讲话,指出:"1936年10月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他(指徐向前--编者注)奉军委命令,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兼西路军总指挥,指挥部队与敌人血战四个多月,有力地策应了河东红军的战略行动。"
  3、新版《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对西路军作出了全面的评价和肯定;关于西路军问题,新版党史中有这样一段表述:"西路军所属各部队,是经过中国共产党长期教育并在艰苦斗争中锻炼起来的英雄部队。在极端艰难的情况下,在同国民党军队进行的殊死搏斗中,西路军的广大干部、战士视死如归,创造了可歌可泣的不朽业绩,在战略上支援了河东红军主力的斗争。西路军干部、战士所表现出的坚持革命、不畏艰险的英雄主义气概,为党为人民的英勇献身精神,是永远值得人们尊敬和纪念的。"这是新世纪权威党史对西路军问题作出的全面而充分的肯定。
  历史争论陈旧定论1937年3月,中央政治局在延安召开扩大会议,会议深入揭发和批判了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严重错误,并做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指出张国焘的错误是战争中的右倾机会主义,其内容是退却路线、军阀主义和反党行为的综合。
  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之下,毛泽东在1937年12月接见西路军所剩部分领导人时说:"红西路军的失败,主要是张国焘机会主义错误的结果。他不执行中央的正确路线,他惧怕国民党反动力量,又害怕日本帝国主义,不经过中央,将队伍偷偷地调过黄河,企图到西北去求得安全,搞块地盘称王称霸,好向中央闹独立。这种错误的路线,是注定要失败的。"
  其实,毛泽东的这种观点,早在一年前就已提出。他在1936年12月所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说:"为敌人吓倒的极端的例子,是退却主义的'张国焘路线'。红军第四方面军的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是这个路线的最后的破产。"1951年出版的经毛泽东本人审定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针对这段文字的注释为:"一九三六年秋季,红四方面军与红二方面军会合后,从西康东北部出发,作北上的转移。张国焘这时候仍然坚持反党,坚持他一贯的退却主义和取消主义。同年十月,红二、四方面军到达甘肃后,张国焘命令红四方面军的前锋部队二万余人,组织西路军,渡黄河向青海西进。西路军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在战争中受到打击而基本失败,至一九三七年三月完全失败。"
  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毛泽东对西路军问题所持的基本看法:其一,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是退却主义的"张国焘路线"最后破产的产物。其二,组织西路军渡黄河西进,是"张国焘命令"的。争论突破历史事实本是客观存在的。然而,当西路军因兵力悬殊寡不敌众而兵败河西走廊之后,真相就被模糊和湮埋了起来,历史被改变了模样。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事情出现了转机。
  20世纪80年代初,朱玉奉组织之命,帮助徐向前元帅整理回忆录。他从文献史料中惊异地发现了毛泽东下令四方面军人马西渡黄河和成立西路军的电文,以及其他一些人们所不知晓的情况。
  毛泽东电文的发现,说明部队西进是领受了党中央的命令肩负打通国际路线重大使命,以接应共产国际给予党和红军的物资接济,并策应河东红军和友军的战略行动。
  根据新发现的档案资料,朱玉在史学界首次提出了西路军问题的现有定性、定位很不妥等看法。1980年12月2日,朱玉以"竹郁"笔名写成了《"西路军"疑》一文,就西路军西渡黄河、建立永(昌)凉(州)根据地、拒绝东返等问题提出疑问,向传统观点发起了挑战。不久,这篇文章被报送到邓小平那里。邓小平对西路军问题极为重视,他将此文批给李先念研究。
  随后,朱玉于1981年3月写出了自己的初步研究成果--《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西路军问题初探》一文,用当时大量的事实和电报论证:红四方面军的渡河,完全是根据中央的要求和中革军委的命令。他把这篇文章寄给了有关业务部门,希望在其内部文稿上刊载,以引起专职部门的专家学者们研讨思考。由于受西路军问题的传统说法年深日久的影响,该部门担任研审任务的人员写出长篇文章,作出了不接受新观点的反驳回答,即仍然坚持原传统观点的基本说法。于是,朱玉又写出了观点鲜明的论文《被否定的历史和被历史的否定》,进一步详谈了自己的论点和论据,来捍卫自己的观点。
  这样,在李先念组织研究西路军问题的同时,史学界的一部分学者也开始撰写向传统观点提出挑战的文章。西路军问题的盖子被悄然地揭开了。
  史学研究前国家主席、政协主席李先念同志是西路军的亲历者,当年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成员、三十军政治委员,西路军最后分散游击时负责军事指挥。
  20世纪80年代初,在李先念组织人员研究西路军问题的同时,史学界也有一部分研究者对西路军问题作出了可贵的探索。这种探索的历程中充满了新旧观点的激烈交锋,可分为两个阶段:历史争论的第一阶段20世纪80年代,原有传统观点占据主导地位的阶段。
  从20世纪80年代来看,史学界对于西路军问题的研究还不够重视,这一时期的论文和著述还比较少见。
  80年代初期,先有朱玉等少数同志的几篇文章,或就西路军军史中的争论问题提出见解,或对1951年出版《毛泽东选集》中的关于西路军问题注释进行质疑。但由于这些文章都是登在党史研究室内部文稿上,印数很少,发送面很窄,一般人并不知晓,对外影响极为有限;整个80年代仍是传统观点占据主导地位的时期。当时,试图突破研究"禁区",对西路军问题进行拨乱反正意义上的研究还是一种非常冒险的行为,因为"当时有人给扣政治大帽子,说这是'为张国焘翻案'"。那时,一些公开刊物连续发表用传统观点解说西路军问题的文章,以昭示传统观点的不可动摇的地位。历史争论的第二阶段20世纪90年代以来,突破对西路军问题的传统定论,西路军的历史真相逐渐为史学界所接受。
  由于历史包袱沉重,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仍有一部分人固守原有传统观点,甚至对新的研究结论进行全面的否定。
  史学界对于西路军问题看法的根本转变可能还必须从《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说起,前国家主席的李先念在读过书中有关西路军的一部分文字后,感到吃惊而愤怒,他于1991年7月8日给中央有关负责同志写下了一封信。信中说:"1982年,我受小平、陈云的委托,花了近一年时间,组织人查阅了大量历史档案,1983年初,我写了《关于西路军几个问题的说明》。大量史实证明:西路军执行的任务是中央决定的。西路军自始至终都在中央军委领导之下,重要军事行动也是中央军委指示或经中央军委同意的。对此,小平、陈云都作了批示,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常委都已圈阅。""我坚决要求:最少应该加上'奉中革军委命令'几个字。"来自李先念的愤怒使人民出版社不得不对《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的有关内容进行修改。中央究竟有无打通国际路线的战略意图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量档案资料的发现说明,西路军的行动是执行中央打通国际路线的战略部署。 1935年一、四方面军第一次会师,到1936年第二次会师,中共中央的既定战略方针是指挥红军北上,打通与苏联的联系,获取军事物资援助,解决战略依托问题。1935年11月,斯大林关于不反对中共红军主力从外蒙古或新疆靠近苏联的意见,由从莫斯科归国的张浩传达给陕北中共中央。1936年2月14日,张浩、张闻天将此意电告转战在川陕的朱德、张国焘。至此中共党内军内对此皆无异议。6月6日,张国焘取消另立中央,同意北上。9月11日,共产国际决定:"在中国红军攻占宁夏地区后提供1.5万至2万支步枪、8门火炮、12门迫击炮和相应数量的外国制式的弹药。武器将于1936年12月集中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当时中国政府尚未承认外蒙独立,作者注)南部边境,将通过知名的乌拉洼洋行售出,为运进宁夏作准备。"10月,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之后,依照中央和军委决定,对全军作战进行组织指挥。为打通苏联国际援助路线,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把宁夏战役作为政治上、军事上打开新局面的决定的一环,抓紧进行部署,"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在十月十一日发布《十月份作战纲领》,要求全军争取用一个月时间进行休整,作好渡过黄河的各种准备,然后红军主力向北发展,夺取宁夏。" 由此可见,打通国际路线是中央和中革军委既定的一个战略部署。西路军的行动是否一直受中央直接指挥对于这个问题,目前,根据大量的电报资料和有关亲历者的回忆资料可以说明,西路军的行动一直受中央直接指挥。这可从以下方面来分析:
  其一,西路军的组成是中央根据敌情的变化,放弃宁夏战役计划,提出《作战新计划》决定的。这个新计划是,河东红军实施外线出击,扩大政治影响,扩大红军,扩大统一战线,争取与南京订立协定,争取国共联合抗日。为此,中央决定以一、二两方面军组成南路军;四方面军之两个军组成北路军;徐、陈所部组成西路军。西路军的任务是:在河西创立根据地,直接打通远方为任务。这就是说,中央下达西路军番号不是孤立的事件,而是同时组成南、北、西三路军总计划的一部分。
  其二,西路军在河西走廊忽西忽东完全是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行动的。西路军组成后,中央即电示徐、陈西进。不久,中央根据河东战略部署的需要,提出西路军应在永凉地区建立根据地。但是,"西路军处在既无后方,又无补充的境地,孤军奋战,困难极大。于是,徐、陈多次将在河西走廊建立巩固根据地的不利处境报告中央,请示行动方针。"
  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军委主席团遂即电示徐、陈:西路军目前应在现地区加紧休整,一面争取二马抗日,一面准备接通兰州和以一部接通安西地区。于是西路军开始准备二次西进。此时,亲日派头子何应钦派"讨伐"军进抵西安。张学良、杨虎城为保证西安侧后方安全,提议西路军以一部出靖远,配合河东红军击胡(宗南)敌。这样党中央又改变了西路军西移的决定,命令部队东返。西路军刚调动部队,准备东返,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军委主席团电示徐向前、陈昌浩、彭德怀、任弼时:西路军仍执行西进任务。然而,蒋介石回到南京,又调集四五十个师的兵力,拟进攻西安。根据形势的变化,军委主席团再令西路军停止西进,在甘州、肃州地区建立根据地——此后,西路军在河西走廊陷入寡不敌众的绝境!!张国焘对西路军的失败该负怎样的责任一,在执行中央和中革军委的命令中,张国焘仍有个人的打算。1936年6月6日,张国焘宣布取消他另立的"中央"。1936年7月,红二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并没有改变同中央对抗的立场,"他企图拉拢刚刚会师的红二方面军支持他的错误活动和主张,遭到红二方面军领导人的坚决抵制"。"在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的二、六军团快要与四方面军会合时,中央迅即下令让他们成立二方面军,就是为了防止贺部被张并吞了去"。1936年9月14日,中央和中革军委为执行宁夏战役计划作出具体部署,要求进抵甘南的红四方面军立即占领静宁、会宁、通渭地区,控制西(安)兰(州)大道,与在固原西部的红一方面军部队靠近,阻止胡宗南部队西进,争取两个月后夺取宁夏。但张国焘这时又对北进方针动摇,于9月21日命令红四方面军掉头西进,打算渡过黄河,进到张掖、永登地区,并认为先机占领甘北,是"目前最重要一环"。后经中共中央的耐心说服和命令,以及朱德和红一方面军一些领导人的抵制和斗争,加之在兰州以西渡河困难,张国焘才不得不放弃这个打算。对此,有的研究者指出:"张国焘是不愿意到陕北与中央会合的,二次北上时,他就警告过陈昌浩,会合后不但我的总政委当不成了,你的方面军政委也当不成。"而宁夏战役作战计划一下,为张国焘提供了一个另辟根据地的机会。对此,有的研究者指出:"四方面军渡河不仅是为了打仗,而且要在河西找一个安身之地。"因此,在执行中央宁夏战役计划之初,张国焘急于立功赎罪,对中央指示的贯彻是积极的。
  二,在执行宁夏战役计划、打通国际路线的大方向上,张国焘虽与中央是一致的,但在执行过程中,对中央的具体部署却缺乏信心。1936年10月11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发布《十月份作战纲领》,要求全军作好渡过黄河等准备,然后红军主力向北发展,夺取宁夏。根据中革军委的命令,红四方面军第九军和方面军总部及第五军也渡过黄河,准备执行宁夏战役计划。这时,蒋介石调集十几个师向北大举进攻。针对这种情况,10月25日中革军委提出:"今后作战第一步重点,应集注意力于击破南敌,停止追击之敌";"第二步重点集注意力于向北"。在具体部署中,规定红四方面军的两个军先行渡河,其余的集中阻止南线来犯的敌军。这时,张国焘仍对重点击破南线之敌缺乏信心,"虽然表示同意中央的部署,但又不断地提出异议"。中央要张国焘阻击南线敌军,而张国焘急于率领四方面军渡河西进取得苏联援助的物资。10月28日,张国焘在给中央的电报中陈述了他的部署:"四方面军主力须迅速取得宁夏远营","若谓目前重心在击破南敌,停止敌之追击,事实上四、三十一两军亦难有保证完成任务,恐反多消耗"。"取得物资后,再以主力回击深入之敌,那就更有把握了"。
  三,在执行宁夏战役计划过程中,张国焘"对打击胡敌始终是动摇的",对中央统一指挥不够配合。中央组织宁夏战役的另一个意图是,在统一指挥时,让彭德怀把四方面军河东部队的指挥权拿过来。10月29日,毛泽东在给彭德怀的电报中强调:"全战役须掌握在你一个人手里"。但彭德怀办不到,他指挥不动张国焘,调不动四方面军,只能向毛泽东报告:"张对打击胡敌始终是动摇的,企图以四方面军先取(远)方(物)资后再说。"作战要求同心协力,而张国焘不肯让四军和三十一军去和国民党硬拼。由于红军指挥不统一,胡宗南部于10月底至11月初截断了宁夏通道,隔断了河东红军四方面军主力与河西部队的联系。这样,红军夺取宁夏的计划被迫中止执行。10月30日,中革军委指示西渡黄河的红军部队暂时控制一条山、五佛寺地区休息待机,准备在击破南线后继续北取宁夏。11月5日,张国焘电令渡河部队迅速西进,独立开展一个新局面。11月11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致电红四方面军领导人,令河西部队称西路军,领导机关称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以陈昌浩为主席,徐向前为副主席。然而,过河的西路军,立即受到蒋介石指使马步芳、马步青等部的围追"兜剿",在敌众我寡的极端不利的情况下最终失败。因此,从执行中央和中革军委的具体部署中,张国焘对宁夏战役计划的中途流产应负有一定的责任。
  历史评价朱德—— “这件事很重要,这些同志(指幸存下来的西路军战士)的生活和工作,政府应该想个办法!他们没有错误,当时战斗打得激烈,很艰苦,损失很大,光师以上指挥员就牺牲了不少。对牺牲和失散在青海的同志,一定要搞清他们的情况!”
  陈云—— “西路军过河是中共中央为执行宁夏战役计划而决定的,西路军的行动不是执行张国焘的路线,张国焘路线是另立中央。西路军的失败也不是因为张国焘路线,而主要是对当地民族情绪、对马家军估计不足。要把这件事情搞清楚。”
  邓小平—— “赞成这个说明(《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同意全件存档……”
  胡耀邦—— “教育干部和群众尊重西路军红军老战士,从政治上关心他们,生活上体贴他们,同时要号召西路军红军老战士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
  江泽民—— “1936年10月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他(徐向前)奉中央军委命令……指挥部队与敌人血战四个多月,有力策应了河东红军的战略行动。”
  洪学智—— “很长时期,西路军由于被当作是张国焘路线的牺牲品,其史实及研究都被视为禁区,尘封了半个世纪,幸存者大多命运坎坷,备受压抑和屈辱,受到极不公正的对待。”
  胡乔木—— “我完全同意先念同志信中所提出的对待西路军西渡黄河这一重要史实的原则意见,也同意胡绳同志信中的负责态度。”
  《中国共产党历史》——"西路军所属各部队,是经过中国共产党长期教育并在艰苦斗争中锻炼起来的英雄部队。在极端艰难的情况下,在同国民党军队进行的殊死搏斗中,西路军的广大干部、战士视死如归,创造了可歌可泣的不朽业绩,在战略上支援了河东红军主力的斗争。西路军干部、战士所表现出的坚持革命、不畏艰险的英雄主义气概,为党为人民的英勇献身精神,是永远值得人们尊敬和纪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