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的“原子弹”:纳粹德国核武器密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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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德）赖纳•卡尔施，（德）海科•彼得曼 著，闻立欣 译
出 版 社：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出版时间： 2010-6-1字数： 350000版次： 1页数： 398印刷时间： 2010-6-1开本： 16开印次： 1纸张： 胶版纸I S B N ： 9787801739902包装： 平装
根据近几年所发现的档案文献资料证明，在二战时纳粹德国与同盟国之间激烈的原子较量中，德国人并非战后人们所认为的那般“一事无成”，而是差一点就在制造第一颗可用于实战部署的原子弹竞赛中拔取头筹，纳粹领导人甚至在投降前三周曾讨论过与同盟国展开小规模核战争的方案……所以，有一种观点认为，如果《希特勒的原子弹》一书中所列举的事实和结论成立，那么纳粹德国科技史、甚至20世纪世界核技术发展史就得推翻重写，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也得加入新的内容。
赖纳•卡尔施赖纳•卡尔施，德国历史学家、博士。1957年出生。1977～1982年在柏林洪堡大学经济学院学习，主修德意志区域经济史。1986年获博士学位。先后在柏林洪堡大学、柏林历史委员会、柏林自由大学和柏林人口统计学私人研究所工作。主要著作（1993～2006年）：《独家支付：民主德国的战争赔偿，1945～1953》、《昔日辉煌：沥青铀矿开发史研究》（合编）、《铀的秘密》（合著）、《苏联的工矿设备拆除政策，1944～1948》（合编）、《油要素：德意志的石油经济，1859～1974》（合著）、《希特勒的炸弹：纳粹德国核武器试验秘史》和《工业化时期的萨克森经济史》（合著）等。2007年，与海科•彼得曼合著《希特勒炸弹的正反面》出版。海科•彼得曼海科•彼得曼，德国电视新闻记者，编剧、导演、制片人。1954年出生。1976～1979年，先后在柏林洪堡大学、柏林自由大学学习，主修戏剧研究、新闻学和德语课程。1980年开始从事历史纪实、科学文化类影视记录片编导、制作和剧本写作。先后发表剧本《信赖》、《狩猎不止》、《法恩卡家族》、《神鹰栖息地》；主要影视作品：《马铃薯的故事》、《弹子戏的世界拉斯维加斯》、《玻利维亚的的喀喀湖潜水探险考察》、《蒂瓦纳库：一段安第斯文化的历史往事》、《玻利维亚的奥鲁罗狂欢节》、《浩淼求生：1945年世界最大海难回顾》、《廷库：印第安宗教仪式》、《征服宇宙：俄罗斯航天工业史话》、《走向恒星》、《南美探险：通往拉巴斯的死亡之路》、《广袤之域：西伯利亚史略》、《“琥珀屋”的传说》、《世界遗产：塔林》和《芬兰的驯鹿竞技》等。2001～2005年与赖纳•卡尔施合作研究并撰写《希特勒的炸弹：纳粹德国核武器试验秘史》；1997～2006年担任法国120集系列纪录片《泰拉斯》译制导演。2007年，与赖纳•卡尔施合著《希特勒炸弹的正反面》出版。
导语：洞穿历史帷幕的跌宕往事
——《希特勒的“原子弹”》背景链接（闻立欣/文）
一、德国“传说”与《希特勒的“原子弹”》
二、从铀核裂变到世界“裂变”（1939年）
物理学进入现代世界历史
“撬门者”：奥托•哈恩
“铀项目”登场
三、“憧憬与惶惑并存”的时光（1940～1941年）
豪华阵容中的“主流”与“非主流”
理论进展和“捷径”
历史迷雾：“哥本哈根之旅”
四、转折之秋：希望与失望（1942年）
“二月讨论会”插曲和军械局报告
“六月会议”和“菠萝比喻”
柏林、莱比锡和大洋彼岸
五、聚光灯转向“边缘者”（1943～1944年）
海森伯格印记与重水之战
“炸弹派”：刀尖上的舞者
“黑色兄弟会”显形
六、最后一年：鲜为人知的“原子弹”测试
波罗的海的晚秋
奥尔德鲁夫的早春
希特勒的“原子弹”为何物？
七、“沉舟侧畔千帆过”：并非最后的话
前言
第一章 德国的“铀项目”
一、 “铀俱乐部”
核裂变的发现及其后果
军方出掌管理权
分散凌乱的“举国研究”
海森伯格关于反应堆和炸弹的理论
威廉皇帝物理研究所精英梯队中的“戎装科学家”
二、其他研究群体
戈托夫陆军研究小组
海军爆炸物理学家
帝国邮政部长的奢望
为了工业的新市场？
有多少个研究小组？
三、万事开头难
铀矿和重水
关于回旋加速器建造的难题
第一次反应堆试验
如何同样获得炸弹原料？
另一方：美国人和苏联人的反应
第二章 核反应堆试验
一、“一条直接获取炸弹之途”
“捷径”：从增殖反应堆到钚炸弹
重水，还是石墨？
豪特曼斯：1941年8月的报告
冯•魏茨泽克：未曾披露的反应堆和炸弹专利
哥本哈根神秘会晤
二、争权夺利和原料匮乏
重水、离心机和回旋加速器
陆军军械局淡出前台
邮政部长“铩羽而归”
帝国研究委员会接管“铀项目”
迪布纳有更好的主意
三、铀反应堆
启动重水的生产
迪布纳与海森伯格：反应堆设计方案之争
格拉赫：“铀俱乐部”的“掌门人”
第三次袭击诺什克水电厂
应急计划
铀砌块代替铀板
四、迄未人晓的反应堆试验
在施塔特伊尔姆的实验室测试
哈特克与迪布纳合作
低浓缩铀
帝国邮政部的同位素分离实验设备？
迪布纳的多级反应堆运行
反应堆意外事故
海格尔洛赫的天鹅绝唱
第三章 核武器计划第二选项
一、核空心装药？
核聚变早期研究
空心装药研究
核空心装药的最初试验
感应爆炸难题
格拉赫的双重表演
秘密会议
二、第四种“神奇武器”之路
“神奇武器”宣传运动
希特勒、党卫队与核物理学家
格拉赫神秘的穿梭旅行
秋季收获？
1944年10月：北方首次测试
三、党卫队和高技术
远程火箭计划
复仇计划和终极方案
党卫队节制原子研究
通过辐照生产核裂变材料
阿登反攻之前的智能游戏
舒曼和特林克斯被叫停
第四章年3月：图林根“炸弹”测试
一、测 试
最后的准备
奥尔德鲁夫测试
斯大林听到了风声
“明显的核反应放能”
它属于何种类型“炸弹”？
二、结 局
希特勒徒劳的期盼
格拉赫向鲍曼报到
3月28日的会面
美国人推进和德国人逃亡
终归与柏林同命运
科学家被俘了
第五章 回 声
从法姆堂到“哥廷根宣言”
胜利者的秘密使命
法姆堂和广岛
战后历程
“害群之马”
缄默的理由
关于“哥廷根宣言”的争论
西方和东方的原子火箭概念
结束语
致谢（德文版）
注释
译后记
导语：洞穿历史帷幕的跌宕往事——《希特勒的“原子弹”》背景链接（闻立欣/文）
三、“憧憬与惶惑并存”的时光（1940～1941年）
1940～1941年是第三帝国座拥欧洲霸主的岁月，这个时段的“铀项目”研究也沉浸在奋发繁荣、充满憧憬的氛围中，一支群英荟萃的高水平研究团队投入工作，在相关理论研究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但是也存在另一面，如同部分富有远见的将军对进攻苏联的后果心存忧虑一样，某些理性科学家也对核裂变的军事应用前途流露出不安，积极表象下所掩盖的是时隐时现的疑问。因此，这又是一段“憧憬与惶惑并存”的时光。
豪华阵容：海森伯格、“主流”与“非主流”
《希特勒的炸弹》中所列涉及“铀项目”研究的科学家人数众多，其中相当多的成员乃当时德意志物理、化学研究领域第一层级学科带头人，在这个或闻名欧美、或享誉全德的科学家群体中，除了奥托•哈恩外，最重要的人物就是维尔纳•海森伯格。
海森伯格是“哥本哈根学派”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因创建量子力学第一种有效形式“矩阵力学”和提出“测不准原理”而荣获1932年诺贝尔物理学奖。他早年就读于慕尼黑大学，师从著名物理学家阿诺德•索末菲，20世纪20年代前期先在哥廷根大学跟随马克斯•玻恩工作，后又来到哥本哈根理论物理研究所在尼尔斯•玻尔指导下从事研究，1927年成为莱比锡大学理论物理学教授，是当时德国最年轻的全职教授之一。
海森伯格原本是1939年9月16日“柏林会议”的受邀人员，但由于某些实验物理学家（主要是博特和霍夫曼）的反对，再加上军方主持者迪布纳也认为“一名理论物理学家没有什么理由应当名列其中”，于是他的名字被拿掉了。上述事例从一个侧面反应了实验物理学家和理论物理学家之间的“门户之见”（类似事情日后还将发生在海森伯格与博特之间）。然而，“铀项目”研究工作怎么能避开理论问题呢？无论建反应堆还是造“炸弹”，海森伯格都是不可或缺的。所以，他不仅在第二次会议上被邀请加入了“铀俱乐部”，而且后来还以“相当于代理所长”的身份主持威廉皇帝物理研究所事务，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最具影响力的理论物理学家和“铀项目”首席科学家，堪与罗伯特•奥本海默在美国“曼哈顿计划”中的地位相比。
作为可列入20世纪最伟大科学家“名人堂”的维尔纳•海森伯格，战后（甚至身后）所获评价却是“褒贬不一”的两个极端。一些批评者不遗余力地指摘他在德国秘密研制核武器舞台上所扮演的角色；另一些拥戴者则始终坚定不移地为之声誉顽强辩护，称其“恪守科学家道德底线”。对此，美国科学史专家、纽约协和学院教授马克•沃克倒是言简意赅，他认为海森伯格战后所遭遇的一切都“源于二战期间他与纳粹那一段灰色历史”。
在这个以海森伯格为核心的耀眼族群中，包括海德堡威廉皇帝医学研究所所长瓦尔特•博特（德国首屈一指的实验物理学家，后来于1954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柏林工科大学教授汉斯•盖格（卢瑟福的学生、盖格计数管发明者）、汉堡大学教授保罗•哈特克、维也纳大学第二物理研究所所长格奥尔格•施泰特（奥地利原子物理学研究的领军人物），莱比锡大学教授格哈德•霍夫曼、罗伯特•德佩尔和生理化学家卡尔-弗里德里希•邦赫费尔（德国最早转向重水问题研究的科学家），威廉皇帝物理研究所的卡尔•弗里德里希•冯•魏茨泽克（恒星能源机理和太阳系起源星云漩涡说的提出者）、卡尔•维尔茨和埃里希•巴格，威廉皇帝化学研究所的约瑟夫•马陶赫（作为迈特纳替代者加入哈恩实验室工作）、西格弗里德•弗吕格等。他们是德国“铀项目”研究中的所谓“主流”群体，以往人们在审视德国核研究这段历史的时候，往往只是将目标锁定在这个群体上面。
然而，《希特勒的炸弹》作者还为读者开列了另一份名单，他们是一些游离于“铀俱乐部”之外的科学家，分别属于军方和帝国邮政部，在极其保密的状态下分散从事核物理学研究，这些科学家基本上不与海森伯格的人发生横向联系，被认为是德国“铀项目”研究中的“边缘者”，属于所谓“非主流”一族。这个群体中的大部分，都是年富力强、才华出众的物理学家，要论知名度，当然不及“铀俱乐部”那些大名鼎鼎的“大师级”人物，但正是他们，战争期间在一条现实的“炸弹之途”跋涉了超乎想象的距离。“非主流”研究者主要有：以舒曼和迪布纳为核心的陆军研究小组，包括爆炸物理学-空心装药专家瓦尔特•特林克斯、物理学家弗里德里希•贝尔凯、维尔纳•楚留斯和天文学家格奥尔格•哈特维希；海军军械局的核物理学家帕斯考尔•约尔丹和奥托•哈克塞尔；空军系统的主要研究者弗朗茨•托马内克（德国航空研究院的空心装药专家）、胡贝特•沙尔丁（空军技术研究院的德国首席弹道学专家），还有航空工程师阿道夫•布泽曼（喷气式飞机后掠翼设计概念提出者）和戈特弗里德•古德莱（以“古德莱效应”发现者而著称）等；帝国邮政部的首席合作者曼弗雷德•冯•阿登，以及当时正探索太阳热核作用假说奥秘的弗里德里希•格奥尔格•豪特曼斯（前期在冯•阿登研究所供职，后来去了海军研究小组）。
尽管这些“主流”和“非主流”研究者都在为“铀项目”工作，但研究取向各异，基于相同理论原理的试验性反应堆工程将会导致截然不同的发展方向：“铀俱乐部”科学家倾向于建造生产工业能源的设备装置，而军方物理学家则期望开发出能够用于战场的新型爆炸物和小型动力推进反应堆（主要供潜艇使用）；邮政部研究者的目标更为单一，即通过建立一个同位素分离工厂实现制造原子弹的意图。
由此可见，德国“铀项目”启动伊始就存在两个取向不同的研究派别、三股互相竞争的研究力量。二战时期，德国外部的观察家普遍认为，纳粹统治下的第三帝国是一个真正集权的政体，社会组织已实现军事化，所有人力和物力资源均规范于巨大战时计划框架内，统一调配、计划使用。但这个印象却并非实际情况，仅从“铀项目”管理运作模式就可看出，这项工程启动之初便陷入各派势力相互掣肘的状态，“豪华”阵容背后是“分散”和“无序”。“铀俱乐部”学院派群体、三军“戎装科学家”和独来独往的研究者冯•阿登之间，始终贯穿着对短缺资源的争夺、优先权享有的竞争和不同门户学派的内斗。“铀项目”的致命弱点在1940年就暴露无遗了，其结果就是导致整个项目的日后运行缺乏中央执行系统，并对“铀项目”的结局构成了直接影响。
理论进展和“捷径”
1940～1941年，德国核物理学家的基础理论研究代表作，是海森伯格关于反应堆理论的表述和冯•魏茨泽克、豪特曼斯关于钚元素提取的研究成果。
1939年12月和1940年2月，海森伯格先后向陆军军械局呈交两份《关于通过铀核裂变获得工业能的可能性》的研究报告，第一份报告中有通过建造试验性反应堆以实现提取浓缩铀构想的论述，这也是获取制造原子弹原材料的途径；而在第二份报告里，海森伯格则提出“铀和重水的层式反应堆”的研发方案。
作为“主流”群体的冯•魏茨泽克和“非主流”群体的豪特曼斯，在此期间也不约而同完成了两份意义非凡的研究报告。1940年7月17日，冯•魏茨泽克在《从铀-238获取能量的可能性》报告中从理论上推定，在原子反应堆中，铀-238能够转变为一种性质类似铀-235的新元素。这个所谓“新元素”就是后来制造原子弹的重要原料钚-239，当时以“第94号元素”相称。他写于1941年的专利申请报告有如下表述：“对于源自第94号元素裂变的能量爆炸性产生和中子增殖的过程，事实上表现为……第94号元素提供了一个特定领域，例如关于一颗炸弹。”冯•魏茨泽克已经在通往“炸弹”的路线图上标出了钚元素这条“狭窄的捷径”。豪特曼斯也在链式反应理论研究方面获得了重要进展，他在1940年夏天将自己的想法形成题为《关于触发核链式反应的问题》的研究报告，其中通过“快中子”对于一个“不可控链式反应”重要意义的认识，同样向人们展示了制造一颗“钚炸弹”的可能性。
1941年9月，海森伯格主持的莱比锡试验性反应堆测试取得了相对成功，找到了解决“中子逃逸”问题的路径，据此他推论“最后成功是可以实现的”。海森伯格认为，就理论而言原子武器似乎是可行的，“自1941年9月起，一条引领我们通往原子弹的通途已经展现在我们面前”。
但是，或许正是这样的“理论突破”，使原本想保持“铀项目”基础研究原则的科学家们心生忧虑，对于可能要承担的代价感到恐惧，似乎正站在“辉煌与毁灭”的十字路口。尽管此时“铀项目”的主导权在陆军军械局，但“铀俱乐部”中持“能源派”观点者还占统治地位，至今为止，他们似乎对“神奇武器”并不抱有期盼。然而实际的情况却不尽然：反应堆专利权问题的讨论已经暴露了“铀项目”总体发展趋势有偏离“无害化”轨道的危险；莱比锡试验性反应堆在显示中子增殖迹象的同时，也展示了生产浓缩铀-235的可能性，“基础研究原则”在逐渐退居幕后。海森伯格在战后所著《物理学及其他》中回顾往事时写道：“我们全都有一种不祥之感，我们现在是进行一种涉足高危领域的冒险。”因此，海森伯格与冯•魏茨泽克在完成了各自的理论推断后，便谨慎地回避将这些初步成果散布出去，并且尽量使“铀俱乐部”研究范围与“炸弹”课题保持距离。
历史迷雾：“哥本哈根之旅”
1941年秋，海森伯格和冯•魏茨泽克曾有过一次“非同寻常”的哥本哈根之旅，之所以说非同寻常，主要是因为其间海森伯格与玻尔进行过一次“确切内容至今仍不为外界确切了解”的谈话。多少年以来，海森伯格-玻尔密谈始终是20世纪物理学史的一段公案，现在看来，这段插曲还是涉及纳粹德国核武器秘密研制史的一桩难解悬案。
玻尔与海森伯格之间的交往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早期，而且关系绝非普通的师生情谊、学者缘分。用海森伯格的话说，他是“从索末菲那里学到了乐观精神，从哥廷根人那里学到了数学，从玻尔那里学到了物理学”的；海森伯格夫人伊丽莎白•海森伯格认为，玻尔在海森伯格心中的形象“如同父亲一般”。
海森伯格在1941年秋高气爽的季节踏上了丹麦的土地，但他所选择的时间点却有些不合时宜，那时，安徒生故乡的统治者是阿道夫•希特勒。1940年，欧洲大片土地沦为第三帝国占领区之后，当局通过在占领国和中立国设立冠以诸如“德意志文化研究所”等名称的科学或文化机构，用于宣传纳粹理念。在官方安排下，海森伯格也曾以“访问学者”身份前往上述地区展开“巡回演讲”。所以，保罗•罗斯在其所著《海森伯格与纳粹原子弹计划》一书中称，海森伯格此次游历哥本哈根带有“德国文化帝国主义”的符号。对于玻尔而言，祖国一夜之间被外族占领的感情创伤是难以抚平的，“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与列队入城的德军士兵迎面相遇的场景使他大受刺激，玻尔对于来自强权邻居的客人——包括友人——抱有本能的戒备和困惑是可以理解的。正因如此，海森伯格下车伊始便让他那“如同父亲般”的导师顿生困惑之感。
海森伯格-玻尔密谈是此番扑朔迷离的“哥本哈根之旅”事件的核心。海森伯格在《物理学及其他》中曾用不多的笔墨记述道，当他与玻尔单独在一起时，对后者暗示“现在建造原子弹原则上是可能的，但那需要技术上做出巨大的努力和尝试，而且物理学家们也许应当问问自己，他们是否应该全然在这个领域工作”。伊丽莎白•海森伯格在《一个非政治家的政治生活：回忆维尔纳•海森伯格》中也写道：“玻尔主要只听到一句话，说人们在德国已经知道原子弹可以制造，这话使他（玻尔）深为吃惊，并且惊慌到如此程度，以至听不进下面其他的话了。”与海森伯格一方的记述截然不同，玻尔的传记作者阿布拉罕•派斯在《物理、哲学和政治中的尼尔斯•玻尔的时代》（中译本名为《尼尔斯•玻尔传》）中引述玻尔之子（奥格•玻尔）的话说，玻尔的反应是愤慨，甚至怀疑海森伯格可能愿意通过某种方式和理由与纳粹政权合作。在以后许多年中，海森伯格对玻尔未能相信他而始终感到遗憾和吃惊，认为玻尔没有能理解他的本意，即“与他的国家和人民的联系，并不等于他同那个政权的联系”。
20世纪90年代，一批涉及二战历史的档案资料陆续浮出水面，其中英国政府于1992年公开了对战后被关押在剑桥附近法姆堂庄园宅邸内10位德国科学家（海森伯格也在其中）谈话的窃听记录。为这份新资料某些内容所启发，托马斯•鲍尔斯撰写《海森伯格的战争：德国炸弹的秘密》一书，其中称海森伯格和冯•魏茨泽克1941年9月的丹麦之行另有目的，海森伯格是带有一种对从事核武器研发工作“爱恨交织”的矛盾心理去拜访玻尔的，鲍尔斯并且断言，海森伯格不仅“消极”对待核武器研发，甚至“积极”破坏德国原子弹计划，最终致使其“步入死亡”。英国记者兼剧作家米歇尔•弗雷恩对此大感兴趣，更是以这次引发世人好奇心的访问作为素材，编写了两幕舞台剧《哥本哈根》并先后在欧美上演。鲍尔斯的书加上弗雷恩的戏，在公众中为海森伯格塑造了一个正直无私、机智大胆的“公共知识分子道德楷模”形象，但接踵而至的却是在科学史学者和物理学家中惹起了新一轮争论。有鉴于此，玻尔家族决定提前解密尼尔斯•玻尔部分档案。
2002年，哥本哈根尼尔斯•玻尔档案馆对外公布了部分玻尔写于1957～1962年的信函手稿（或草稿），其中包括生命最后几年中写给海森伯格但未寄出的信，内容涉及海森伯格和冯•魏茨泽克当年到访纳粹德国占领下的丹麦之事。在信函中，对于海森伯格和冯•魏茨泽克战后所做出的此行目的“是为了向玻尔提供帮助并寻求玻尔支持他们试图抢先阻止所有核武器出现”的澄清，玻尔持否定态度，他认为，这两位德国物理学家的行为动机并非如此之“崇高”。
不难看出，导致半个多世纪前一段陈年旧事再度被拿出来热炒的，主要是弗雷恩和他那部剧作惹的祸。用舞台演绎手法诠释历史事实的尝试，只能造成一时的剧场轰动效应，无论如何是不能与迈特纳对哈恩的化学实验进行物理解释相提并论的。然而，玻尔从丹麦出走英国的经历，虽如同惊险大片中令人屏息的紧张情节，但那确实是发生过的事情。
1943年8月末，德国占领当局宣布在丹麦实施“战时法”。9月29日，身体里流淌着一半犹太血液的玻尔（他的母亲是犹太人）携家人于夜深人静之时乘一叶小舟偷渡到瑞典，他在斯德哥尔摩被送上一架英国政府运送外交邮袋的“蚊”式轰炸机，勉强坐进只能容纳一个人的卸掉炸弹的弹舱内，飞行员给他配备了救生衣和飞行面罩以及一只荧光棒，说万一在穿越德国控制空域遭到袭击时，他将不得不把这位伟大的物理学家像炸弹一样投到冰冷的北海水面，如果运气好的话，这支荧光棒将会帮助他获救。当然，玻尔并没有被扔到北海里，而是顺利抵达英国。12月间，玻尔访问了“曼哈顿计划”的故乡洛斯阿拉莫斯，为美国的原子弹计划提供了科学和道义层面的支持。
当战争结束时，德国人手中显然并未掌握如同美国扔在日本那样的原子弹。我们或许可从另一角度思索和探询：人类历史上发生的第一次原子弹打击落在广岛和长崎，而不是法兰克福和柏林，对于海森伯格和他的同胞而言无疑是幸运的，这是否可以被认为是海森伯格-玻尔密谈的一个“副产品”呢？鉴于没有留下任何记录，当时也没有第三者在场，当事者战后更不愿公开谈论此事，况且玻尔早在1957年就辞世，海森伯格也在1976年作古，“海森伯格-玻尔密谈”亦随二人遁入另一个世界。岁月年轮难以改变既定结论，“一段事关重大的对话从此走入历史，两位伟大学者之间的友谊也遭到了难以挽回的伤害”。“哥本哈根之旅”的历史真相依然被置于重重迷雾之中。
书摘与插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