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徽州文书(民国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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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 黄山学院张晓峰李秀芳
基本信息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 第1版 (2010年7月1日)精装:3850页正文语种:简体中文开本:8ISBN:9787302214403条形码:9787302214403商品尺寸:36 x 31.4 x 29.8 cm商品重量:17 Kg品牌:清华大学出版社ASIN:B004REF71M商品描述内容简介《中国徽州文书(民国编)》简介：中国徽州，建置始于宋宣和三年（1121年），拥有现今皖、浙、赣三省交界处的青山绿水，怀抱世界自然文化双遗产黄山，一派新安大好山水，一片钟灵毓秀的神奇土地，一个在世界上散发着无穷文化魅力的文献之邦。
四千六百多年前，中华文明的始祖轩辕黄帝在黄山留下了动人的传说。秦代之前的越人，融合吴楚文化，创造了这里较为发达的早期文明，为秦统一中国在此设置黟、歙二县确立了基础。汉代开始，这里适宜人居的桃花源境，吸引着躲避战乱的中原世族不断迁入，两晋之间、唐代末期、两宋交替之际，形成三次移民高潮。汉建安十三年（208年）设新都郡，为本地建郡之始。西晋太康元年（280年）改新都郡名为新安郡，后又改称歙州。唐大历五年（770年）歙州领辖歙、黟、休宁、婺源、绩溪、祁门六县，始成“一州六县”格局。宋宣和三年（1121年）改歙州为徽州，形成了此后“一府六县”长期稳定的行政格局。从黟歙演进到新安，从新安发展到徽州，伴随着移民社会的形成，以材力保捍乡土为称的土著山越文化与中原衣冠带来的儒家文化，交汇碰撞后逐步融为一体，风俗益尚文雅，为徽州文化全面发展奠定了基础。
徽州文化形成于宋代，鼎盛于明清，延续于民国。
程朱阙里的徽州，以宗族制度为社会基础，自觉地以朱子之学为指导思想，高度重视教育，极力培养族人读书，儒贾仕三结合，以科举入仕谋求高官为最高价值追求目标。宋兴，名臣辈出，明清两朝达到高峰。“连科三殿撰，十里四翰林”等佳话频传，是对这种价值追求的辉煌成果的赞美。徽州地区，七山一水一分田，一分道路和庄园。伴随着移民剧增，山多地少、人稠粮缺的生存矛盾越来越尖锐，经商成为谋生的主要出路。“前世不修，生在徽州”的严峻生存环境，逼出了“十二三岁，往外一丢”的从商习惯。这一丢，丢出了艰苦奋斗的徽骆驼精神和严守契约的诚信商德，丢出了执中国商界牛耳三百余年的徽商，丢出了“无徽不成镇”的大徽州，丢出了小徽州与大徽州统一协调互动促进的良性循环，推动着徽州区域社会全面繁荣，创造了作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总和的光辉灿烂的徽州文化。徽州文化在诸多方面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南宋新安理学的开山宗师朱熹、清代徽州朴学大师戴震和“五四运动”时期启动白话文革命的新文化运动旗手胡适，是徽州文化中的三座里程碑，标示着后期中国封建社会的思想文化走向。徽州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汇聚与浓缩，是中华汉文化的全息元。徽州文化具有研究后期中国封建社会发展规律的标本价值。
20世纪50年代之后，数十万件具有原始性、凭证性、文物性的真实可靠的徽州民间文书档案面世，是二十世纪继有字甲骨、秦汉简帛、敦煌文书、明清大内档案之后中国历史文化的第五大发现，吸引了国内外众多学者的全力研究，导致了一门新学科的形成。这门新学科，就是运用最原始最直接最可靠的第一手的徽州文书，并结合利用徽州典籍、地面遗存、馆藏文物和众多的徽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以阐述徽州社会的经济为基础，综合揭示徽州社会实态，全方位研究徽州文化，探求后期中国封建社会发展有关规律的学科，全称徽州学，简称徽学。徽州学，从严格意义上说，它是以徽州为中心，由各种不同门类的支学科所组成的学科群。
随着各有关文化单位和研究者个人对徽州文书征集的进展，对徽州文书总量的估计越来越多。已故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周绍泉先生，1988年估计徽州文书有10多万件，2000年他估计有20多万件。安徽省档案局严桂夫、王国健2003年在《徽州文书档案》一书论及徽州文书总数时估计不少于30万件。2004年，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主任卞利论及徽州契约文书绝对数量时认为，应当“不下于35万件-40万件”。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刘伯山先生，2001年估计徽州文书有35万至38万件，2004年他估计有45万件-50万件。徽州为什么能形成并保存这么多的文书档案？这是由徽州区域社会的特点决定的。徽州社会，“千年田八百主”现象尤为突出，商业活动空前活跃，宗族管理事务头绪众多，各种公私交往活动十分频繁，为各种不同类型的大量文书之产生提供了充分的社会前提。徽州社会，“口说无凭，立字为据”的契约意识深入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严守契约的诚信意识深入人心，并把它视为一种办事习惯，为大量徽州文书的产生确立了牢固的思想基础。徽州儒风独茂，教育非常普及，自村邑田野，以至深山远谷，居民之处莫不有学有师有书史之藏，除了培养出大批仕宦儒商良臣文士之外，还造就了乡村许多普通百姓皆粗通文墨，能持笔书写文书，这是大量徽州文书产生的教育基础。徽州乡村，留传着各种契约格式、诉讼帖式、礼书帖式、祭祀帖式等乡村日用类书，为各种文书写法提供了有效的工具服务，这是徽州文书大量产生的乡村文化背景。上述因素的综合，构成徽州文书强大的形成源。徽州民间，十分崇拜孔圣人，敬重朱夫子，形成了普通老百姓珍惜字纸的社会心理，这是徽州文书得到长期珍藏的社会心理原因。徽州以“口说无凭，立字为据”的契约意识为指针，形成了特别讲究文字凭证的法制社会，全部契约文书的签订都是为了给执业者留下文字书写的业权凭证，家产家业族产族业全凭文字契约为法律凭证。契在业权在，契失业权丢，因此对各种事关业权的文书档案，必然视为一字千金，特别要谨慎小心地加以保护：藏之于二楼的大箱子里的小箱子里，还要用纸或布包裹起来，包皮注明多少份什么样的契约；有的则用布或其他东西包好藏在住屋的夹墙中或天花板上；遇到兵燹火灾水患，抢先要保护转移的就是这些产权凭证之类的文书档案与族谱之类的宗族文书。这样，势必藏之牢靠，传之久远。这种作为业权的文字法律凭证的现实作用，是大量的徽州文书在历史上得以长期保存的主要原因。客观上徽州战乱较少，文书档案受到毁坏也较少。遇到家藏文书档案遭到损失，还可以通过宗族邻里作保证明，向政府申请办理补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经过伟大的土地改革运动，徽州契约文书作为业权凭证的法律功能已全部丧失，人们不可能因此将文书保存下去。这时，徽州文书的保存出现了两种类型的情况：A类情况是相当一部分非地主阶级家庭，不怕被人指责为保存“变天账”，而把它视为老祖宗传下来的宝贵的字纸文物而加以珍藏，简称之为家庭珍藏类。B类情况是从地主阶级家庭清查出来的文书契约，作为废纸或造纸原料收购处理时，最早是文化部门的有识之士，继而是研究机构的部分学者，发现了徽州文书的文物价值、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学术价值，因而被有关文化单位、研究机构和研究者个人加以征收保存，简称之为征收保存类。1949年徽州地区的地主占有耕地25%，公堂庙会占有耕地14.9%，两者占有耕地39.9%，其他方面占有耕地60.1%。如果占有耕地多那么保存的契约文书多，占有耕地少那么保存的契约文书少这一判断正确，从文书占有量上看A类是大部分，B类只是小部分。何况土改时各村掌握政策的松严度并不完全相同，这样并不能排除有些村落有些地主也保存有部分契约文书。B类的征收保存，使徽州文书在市场上获得了越来越高的价格。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部分文物个体商看准了这一商机，遍跑徽州六县乡村登门征购，一些学者也经常深入民间收集，吸引着A类的一些珍藏向B类情况转化，因而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到现在，仍然能从徽州本土征收到徽州文书。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大量的徽州文书在当代得以珍藏保存的原因。上述因素的综合，形成了大量徽州文书的耐久保存力。强大的形成源与耐久的保存力，确保了当今可发现的徽州文书的巨额数量。
徽州文书是徽州文化皇冠上的明珠。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黄山学院把整理徽州文书作为徽州文化研究的重点，实施打造了《中国徽州文书》百卷影印出版的精品工程。在初步整理出6万件的基础上，组织专门队伍逐件认真审核，编辑时又仔细复核。影印出版《中国徽州文书》，在宏观上追求土地财产文书散件高度密集的连续性、其他文书品种的丰富性和专题文书特色的显著性，在微观上追求每件文书定名准确，分类科学，力求零错误。这个目标，特别是微观目标，也许难以达到，但是我们一心向往之，努力追求之。
为了便于学者从研究内容上查阅引用徽州文书，本书吸收了《徽州文书类目》一书的研究成果，以历史内容分类为总纲作出整体编排。联系馆藏特点，增加了“民间文化文书”一个大类。任何确定的分类既有它的优势，又有它的局限。为了克服内容分类固定化之后带来的局限，配合纸质本影印件发行，我们将配套制作《〈中国徽州文书》各编的目录检索光盘，便于不同学者根据各自的研究需要，从类、目、子目，朝代、年号、年序，县名、都名、图名、土名、字号，事主、受业人，白契、赤契，原始编号等不同角度进行多方面的目录检索。
1912年1月民国政府成立，徽州裁府留县。但是，徽州不仅作为一个历史文化单元存在，而且在经济上、政治上、文化上、教育上仍然作为一个地理文化单元存在。民国徽州文书，始现于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十一月（1911年11月），这时虽然“民国纪年”还未启用，但是国民军已占领徽州，“宣统纪年”已不使用，是中华民国在徽州的实际开端。除了极少数文书，民国徽州文书一般终选于民国三十八年农历三月二十七日（阳历4月24号），因为从阳历4月25日至5月1日，徽州六县先后相继全境解放。民国作为一个时段在徽州虽然只有37.5年，但是因为它离现今最近，按可发现的年均量看，民国徽州文书最多。民国编20卷，选用徽州文书5886件，其中散件5716份，簿册170册，文字图像9871幅，它包含类10个，目98个，子目119个。高度密集的连续性与品种多样性这两个特点在民国编中比较明显。民国徽州文书，不仅为我们综合研究民国徽州的经济关系，揭示民国徽州社会实态，全方位研究民国徽州文化，探求民国时期中国社会的某些特征与发展规律，提供第一手的全面系统的关键资料，而且还由于民国徽州文书是宋元明清徽州文书的继承与发展，在不少方面已臻于完善状态，因而对这些民国徽州文书的研究，将成为我们解读宋元明清中国徽州文书的一把钥匙。在我们征集民国教育文书的过程中，江苏陶行知纪念馆、徽州师范许长河先生和绩溪章恒全先生，为我们免费提供了一些珍藏，在此深表感谢。
所有执行编委参与了《中国徽州文书》整理编辑的全程工作：初步整理、审核和复核编辑验收。参加前期部分文书初步整理工作的有张家仪、张晓峰、芮常木、朱宏胜、吴文浩、洪永稳、许万宏、马寅虎、郑六一、林强、何昌进、凌红珠等，还有一些徽州学社的学生，都为本书的整理出版付出了辛勤劳动。编辑推荐《中国徽州文书(民国编)》编纂说明：
一、中国徽州文书包括：徽州人在徽州境内形成的文书，非徽州籍人在徽州境内形成的文书，徽州人在徽州境外形成的文书。
二、徽州文书按原件形式分为散件与簿册2种，无论散件还是簿册，首先按照内容类目集中编排。同一类目文书，按照时段的先后顺序排列。同一类目同一时段，按照1.歙县、2.休宁、3.婺源、4.绩溪、5.黟县、6.祁门、7.徽州的区域顺序排列。同一类目、同一时段、同一县域的文书，按照文书形成的年月先后顺序排列。确知时段与县域而不能判明年月的文书，置于该时段该县的末尾；确知时段与形成年月而难以确定县域的文书，置于“徽州”区域。
三、散件文书原无题名，题名为编者所加，一般由时间、地点、事主、文书首句或末句提及的名称等四个要素组成。簿册文书有题名的保留原名，并加书名号《》以便识别；原无题名的，由编者根据内容拟定，不加书名号。
四、题名中的时间由朝代年号年序组成，有月的写到月为止。簿册未注明时间的，经编者考证后补上；难以确定的，不予说明。有的手抄本文书难以确定时间，但是能判定民国时期一直在广泛运用的，以“民国沿用”说明时间。抄契簿封面无立簿时间的，其立簿时间以簿内契约下限时间确定；收租簿等记账簿册封面无时间的，其立簿时间以簿内账目的上限时间确定。
题名中的地点只写某县；原件未注明县域的，由编者考证后补上，并加上〔 〕标识；县名难以确定而能断定徽州的则只写不打引号的“徽州”。
事主二人以上者写第一人姓名，其余以“等”字代替；文书原件事主只列名而未写姓氏的，由编者据契约有关内容考证后补上，并加〔 〕标识。
文书首句或末句提及的名称按文书原件用语写，例如按内容归类实为当田契，但是文书原件用语为“卖田契”，则写为“卖田契”；文书首句或末句的名称只提及关系，例如“立卖契”，而未提及对象，即未说明卖什么，应据契约内容将对象补上，若属卖小买田，则写“立卖小买田契”，若属卖田租并佃，则写“立卖田租并佃契”。
五、买卖典当白契，写“卖田契”、“当田契”，省略“白”字；若为赤契，则写“卖田赤契”、“典田赤契”。
六、在同一份买卖契约的契纸上，附有该块田土的其他文契者，在题名后接写附名：“附某年某月某某契”。若附有两份或两份以上其他契文，则并写附名，在每个附名后用顿号隔开。
七、归户票、收税票、串票、执照等契税凭证文书以买主或持证人为事主；推税票、吊税票以卖主为事主。
八、若为文书原件的抄件，则题名末尾写不打引号的“抄白”；若为正式文书形成前的底稿，则题名末尾写不打引号的“草底”。
九、凡未说明文书来源的，皆属黄山学院徽州文化资料中心所藏；凡其他单位或个人所藏徽州文书，皆在题名后的括号内予以注明。
十、有的原件太大，拍摄中分为若干片，后件重前件一行字。个别形制特殊的，加拍一全貌，便于读者了解全貌。
黄山学院《中国徽州文书》执行编委会
2008年6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