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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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巴金 著
出 版 社： 作家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7-10-1字数： 100000版次： 1页数： 247印刷时间： 2007/10/01开本： 32开印次： 1纸张： 胶版纸I S B N ： 9787506341394包装： 平装编辑推荐
巴金的长篇小说《家》，已成为描写中国封建家庭制度和生活的文学经典长久留存。《我的家》则是巴金关于自己家庭生活的生动叙述。
巴金的笔触朴实、感人；晚年的追忆深沉、忧郁……书中许多巴金与家人的珍贵生活照片，是第一次呈现给读者。
在巴金诞辰103周年之际，一部巴老生前写作的，以《我的家》为题的作品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此书以图文的形式首次全面展现了一代文学大师巴金鲜为人知的家庭生活。
巴金的长篇小说《家》，已成为描写中国封建家庭制度和生活的文学经典，《我的家》则是巴金关于自己家庭生活的生动叙述。
此书中，巴金以朴实感人的笔触，将童年的爱与憎，家的温暖或冷漠，亲人之间的情感交流或矛盾冲突，兄弟在生与死面前的不同选择，家庭生活带来的创作冲动和灵感，写作过程与亲人的关系，晚年追忆的深沉与忧郁……都在书中一一呈现。
出版方作家出版社称，《我的家》，既是巴金一家生活的完整记录，更是他所经历时代的真实写照。书中有许多巴金与家人的珍贵历史生活照片，都是第一次面世。
巴金是我国著名的文学家，一生所著许多优秀的作品。他的文章深受读者喜欢，其文章主要采取了议论与抒情方式相结合，使文章充满了灵气。本书既是巴金一家生活的完整记录，更是他所经历时代的真实写照。让我们一起走进巴金，一起走进文学大师的真实生活吧！
内容简介
在巴金诞辰103周年之际，一部巴老生前写作的，以《我的家》为题的作品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此书以图文的形式首次全面展现了一代文学大师巴金鲜为人知的家庭生活。
巴金的长篇小说《家》，已成为描写中国封建家庭制度和生活的文学经典长久留存。《我的家》则是巴金关于自己家庭生活的生动叙述。
巴金的笔触朴实、感人。童年的爱与憎，家的温暖或冷漠，亲人之间的情感交流或矛盾冲突，兄弟在生与死面前的不同选择，家庭生活带来的创作冲动和灵感，写作过程与亲人的关系，晚年追忆的深沉与忧郁……
《我的家》，既是巴金一家生活的完整记录，更是他所经历时代的真实写照。书中许多巴金与家人的珍贵历史生活照片，是第一次呈现给读者。
作者简介
巴金，原名李尧棠，字芾甘。四川成都市人(祖籍浙江嘉兴)，1904年11月25日生于成都一个旧式的大家庭中。
1920年秋巴金进入成都外国语专门学校读书，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下，大量阅读西方文学和社会科学著作，尤其受到社会主义思潮中无政府共产主义理论的影响。1921年与朋友一起参与半月社和均社等社会团体的工作，1922年开始发表诗歌创作。1923年4月离开成都，到上海、南京等地，并在东南大学附中读完中学。1925年与朋友组织民众社，办《民众》半月刊，并从事无政府主义的理论探索和社会运动。
1927年巴金赴法国巴黎求学，这期间积极参与营救被美国政府陷害的意大利工人领袖萨坷、凡宰特的国际性活动，并受其影响写作了中篇小说《灭亡》，歌颂为理想而献身的革命青年。1929年回国后，因无政府主义运动已经失败，将绝望与愤怒的心情寄托于文学虚构。所创作的小说有两大主题：一是探索青年人追求理想和信仰的道路，代表作有《新生》、《爱情的三部曲》(《雾》、《雨》、《电》)等；二是揭露封建家庭制度的弊害，以影射社会专制制度的罪恶，代表作有《春天里的秋天》、《激流三部曲》(《家》、《春》、《秋》)，热烈、真诚，文字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产生了重大的社会影响。
巴金于20世纪30年代起在上海定居，又不断到南方和北方去旅游，写下了大量的散文游记。1934年秋去日本，写作小说《神》、《鬼》、《人》，风格渐趋平和稳健。1935年回国参加朋友创办的文化生活出版杜，任总编辑。编辑了《文学丛刊》、《译文丛书》、《文化生活丛书》等大型丛书，在发现文学新人，推荐优秀作品方面，为20世纪30-40年代的新文学事业做出积极的贡献。
抗战爆发以后，辗转于广州、桂林、上海、重庆等地，将理想融入知识分子的民间出版事业。抗战后期创作风格转变，以描写现实生活中的小人物为主，表现出深厚的人道主义，代表作有中篇小说《憩园》、《第四病室》、《寒夜》等。1946年返回上海定居。
1949年以后，历任全国文联三、四届副主席，中国作协副主席、主席，作协上海分会主席、名誉主席，上海市文联主席，《收获》和《上海文学》主编，历任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第六、七、八、九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现任中国作协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多次出国访问，创作了大量散文游记，以及反映朝鲜战争的短篇小说集《英雄的故事》、《李大海》等，以歌颂新的时代和歌颂英雄为主调，并与作家靳以创办合编大型文学刊物《收获》。
1958年到1962年，《巴金文集》14卷陆续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文化大革命中遭到迫害，以致失去爱妻。1973年起悄悄翻译俄国民主革命家赫尔岑的回忆录《往事与随想》。
1978年"文革"结束后，以沉痛的心情反思知识分子在20世纪所走过的道路和教训，并以个人为解剖对象，写作了五卷《随想录》(包括《随想录》、《探索集》、《真话集》、《病中集》、《无题集》)，总结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教训，挖掘知识分子心理缺陷，提倡建立中国现代文学馆和文革博物馆，写得沉重、真诚、深刻，被文化界誉为是"一部说真话的大书"。
巴金1982年获意大利"但丁国际奖"，1983年获法国"荣誉军团勋章"，1984年获香港中文大学荣誉文学博士学位，1985年获美国文学艺术研究院外国院士称号，1990年获前苏联"人民友谊勋章"，1990年获日本福冈"亚洲文化奖创设特别奖"，1993年获亚洲华文作家文艺基金会的"资深作家敬慰奖"，1998年获第四届上海文学艺术奖杰出贡献奖。
巴金晚年出版随笔集《再思录》、整理出版《巴金全集》(16卷)、《巴金译文全集》(10卷)等。由于在思想上和文学上的突出成就，也由于在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道路探索上的典型性，80年代以后一直成为学术界研究中国20世纪文学和知识分子道路的重要对象，自1989年起，全国共召开过四届巴金国际研讨会，出版过十几种研究年谱、传记和理论专著。
目录
我的老家
最初的回忆
我的幼年
我的几个先生
家庭的环境
怀念二叔
关于《家》——给我的一个表哥
关于《激流》
纪念我的哥哥
做大哥的人
我的哥哥李尧林
怀念萧珊
再念萧珊
小端端
再说端端
写给端端
致晅之
小狗包弟
书摘插图
日本作家水上勉先生去年九月访问成都后，经上海回国。我在上海寓中接待他，他告诉我他到过我的老家，只看见一株枯树和空荡荡的庭院。他不知道那是什么树。他轻轻地抚摩着粗糙的树皮，想像过去发生过的事情。
水上先生是我的老友，正如他所说，是文学艺术的力量把我们联结在一起的。一九六三年我在东京到他府上拜望，我们愉快地谈了南宗六祖慧能的故事。一九七八年我到北京开会，听说他和井上靖先生在京访问，便去北京饭店探望他们，畅谈了别后的情况。一九八○年我四访东京，在一个晴朗的春天早晨，我和他在新大谷饭店日本风味的小小庭院里对谈我的艺术观和文学生活，谈了整整一个上午。那一盒录像带已经在我的书橱里睡了四年，它常常使我想起一位日本作家的友情。
水上先生回国后不多久，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给我寄来他那篇《寻访巴金故居》。读了他的文章，我仿佛回到了离开二十几年的故乡。他的眼睛替我看见了我所想知道的一切，也包括宽广的大街、整齐的高楼……
还有那株“没有一片叶”的枯树。在我的记忆里枯树是不存在的。过去门房或马房的小天井里并没有树，树可能是我走后人们才种上的，我离家整整六十年了。几个月前我的兄弟出差到成都，抽空去看过“老家”，见到了两株大银杏树。他似乎认出了旧日的马房，但是不记得有那么两株银杏。我第二次住院前有人给我女儿送来一本新出版的浙江《富春江画报》，上面选刊了一些四川画家的油画，其中一幅是贺德华同志的《巴金故居》，出现在画面上的正是一株树叶黄落的老树。它不像是水上先生看见的“大腿粗细的枯树”，也可能是我兄弟看见的两棵银杏中间的一株。脑子里一点印象也没有，我无法判断。但是我多么想摸一下生长那样大树的泥土！我多么想抚摩水上先生抚摩过的粗糙、皱裂的树干……
在医院中听说同水上先生一起访华的佐藤纯子女士又到了上海，我想起那本画报，就让家里的人找出来，请佐藤女士带给水上先生。后来还是从佐藤女士那里收到了水上先生第二篇《寻访故居》文章的剪报。
我跟着水上先生的脚迹回到成都的老家，却看不到熟习的地方和景物。我想起来了，一九八○年四月我在京都会见参加旅游团刚从成都回国的池田政雄先生，他给了我一叠他在我的老家拍的照片，这些照片后来在日本的《野草》杂志上发表了。在照片上我看到了一口井，那是真实的东西，而且是池田先生拍摄下来的惟一的真实的“旧址”。我记得它，因为我在小说《秋》里写淑贞跳井时就是跳进这一口井。一九五八年我写了关天《秋》的《创作谈》，我这样说:“只有井是真实的东西。它今天还在原来的地方。前年十二月我到那里去过一趟。我跟那口井分别了三十三年，它还是那个老样子。井边有一棵松树，树上有一根短而粗的枯枝，原是我们家伙夫挑水时，挂带钩扁担的地方。松树像一位忠实的老朋友，今天仍然陪伴着这口老井。”但是在池田先生的照片上只有光秃秃的一口井，松树也不知在什么时候给砍掉了。水上先生没有看到井，不知是人们忘了引他去看，还是井也已经填掉。过去的反正早已过去，旧的时代和它的遗物，就让它们全埋葬在遗忘里吧！
然而我还是要谈谈我的老家。
一九二三年五月我离开老家时，那里没有什么改变:门前台阶下一对大石缸，门口一条包铁皮的木门槛，两头各有一只石狮子，屋檐下一对红纸大灯笼，门墙上一副红底黑字的木对联“国恩家庆，人寿年丰”。我把这一切都写在小说《家》里面。“激流三部曲”中的高公馆就是照我的老家描绘的，连大门上两位“手执大刀，顶天立地的彩色门神”也是我们家原有的。大约在一九二四年我在南京的时候，成都城里修马路，我们家的大门应当朝里退进去若干，门面翻修的结果，石缸、石狮子、木对联等等都没有了。关于新的门面我只看到一张不太清楚的照片，听说大门两旁还有商店，照片上却看不出来。
一九三一年我开始写《激流》，当初并没有大的计划。我想一点写一点，不知不觉地把高公馆写成我们家那个样子，而且是我看惯了的大门翻修以前的我们的家。从大门进去，走出门洞，下了天井;进二门，再过天井，上大厅，弯进拐门；又过内天井，上堂屋，进上房;顺着左边厢房走进过道，经过觉新的房门口，转进里面，一边是花园，一边是仆婢室和厨房，然后是克明的住房;顺着三房住房的窗下，走进一道小门，便是桂堂。竹林就在桂堂后面。这一切全是如实的描写。在小说里只有花园是出于我的编造和想像。我当时用我们那个老公馆做背景，并非有意替它宣传，只是因为自己没有精密计划，要是脑子里不留个模型，说不定写到后面就忘记前面，搞得前后矛盾，读者也莫名其妙。关于我们老家的花园，只有觉新窗外那一段“外门”的景物是真实的，从觉新写字台前望窗外就看得见那口井和井旁的松树。我们的花园并不大，其余的大部分，也就是从“内门”进去的那一部分，我也写在另一部小说《憩园》里了。所以我对最近访问过成都的日本朋友口进先生说:“您不用在成都寻访我的故居，您把《激流》里的住房同《憩园》里的花园拼在一起，那就是我的老家。”
我离家以后过了十八年，第一次回到成都。一个傍晚，我走到那条熟悉的街，去找寻我幼年时期的脚迹。旧时的伴侣不知道全消失在什么地方。巍峨的门墙无情地立在我的面前。守门的卫兵用怀疑的眼光打量我。大门开了，白色照壁上现出一个圆形图案，图案中嵌着四个绛色篆文大字“长宜子孙”。这照壁还是十八年前的东西，我无法再看到别的什么了。据说这里是当时的保安处长刘兆藜的住宅，门墙上有两个大字“藜阁”。我几次走过“藜阁”门前，想起从前的事情，后来写了一篇散文《爱尔克的灯光》。那是一九四一年年初的事。
一九四二年我回成都治牙，住了三个月光景，不曾到过正通顺街。我想，以后不会再到那里去了。
解放后一九五六年十二月我第三次回成都，听说我的老家正空着没有人住。有一天和李宗林同志闲谈起来，他当时还挂名成都市市长，他问我:“你要不要去看看？”我说:“看看也好。”过了一天他就坐车到招待所来约我同去正通顺街，我的一个侄女正在我那里聊天，也就一起去了。
还是“藜阁”那样的门面，大门内有彩色玻璃门，“长宜子孙”的照壁不见了。整个花园没有了。二门还在，大厅还在，中门还在，堂屋还在，上房还在，我大哥的住房还在，后面桂堂还在，还有两株桂树和一棵香椿，桂堂后面的竹林仿佛还是我离家时那个样子。然后我又从小门转出来，经过三姐住房的窗下，走出过道，顺着大哥房外的台阶，走到一间装玻璃窗的小屋子。在《激流》中玻璃小屋是不存在的。在我们老家本来没有这样的小屋。我还记得为了大哥结婚，我父亲把我们叫做“签押房”的左边厢房改装成三个房间，其中连接的两间门开在通入里院的过道上，给大哥住;还有一间离拐门很近，房门开向内天井，给三哥和我两个住。到了我离家的前两三年大哥有了儿女，房子不够住，我们家又把中门内台阶上左右两块空地改装成两间有上下方格子玻璃窗的小屋，让我和三哥搬到左边的那间去，右边的一间就让它空着。小屋虽小，冬天还是相当冷，因为向内天井的一面是玻璃窗，对面就是中门的边门，窗有窗缝，门有门缝，还有一面紧靠花园。中门是面对堂屋的一道门，除中间一道正门外，还有左右两道边门。关于中门，小说《家》描写高老太爷做寿的场面中有这样的话:“中门内正对着堂屋的那块地方，以门槛为界，布置了一个精致的戏台……门槛外大厅上用蓝布帷围出了一块地方，作演员们的化装间。”以后的玻璃小屋就在这“戏台”的左右两边。
我仿佛做了一场大梦。我居然回到了我十几岁时住过的小屋，我还记得深夜我在这里听见大厅上大哥摸索进轿子打碎玻璃，我绝望地拿起笔写一些愤怒的字句，捏紧拳头在桌上擦来擦去，我发誓要向封建制度报仇。好像大哥还在这里向我哭诉什么;好像祖父咳嗽着从右上房穿过堂屋走出来;好像我一位婶娘牵着孩子的手不停地咒骂着走进了上房;好像从什么地方又传来太太的打骂和丫头的哭叫。……好像我花了十年时间写成的三本小说在我的眼前活了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