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与傅斯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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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 岳南
基本信息·出版社：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页码：380 页
·出版日期：2008年
·ISBN：7561343329/9787561343326
·条形码：9787561343326
·包装版本：1版
·装帧：平装
·开本：16
·正文语种：中文
·读者对象：大众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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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陈寅恪与傅斯年》叙述了陈寅恪与傅斯年成长、留学以及在动荡岁月中颠沛流离，执著学术事业的艰难历程，生动卓然地展现了知识分子“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理想信念，是一部反映20世纪上半叶知识分子心路历程与事业追求的心灵史诗，读来感人泪下，怅然叹息。人类学家克罗伯（Kroeber）曾问过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天才成群地来（Come in a cluster）。1890年前后的中国，似乎印证了“天才成群地来”这个令克氏久久不解的疑问。在20世纪初叶成群而来的学术大师中，有些是单打独斗，依靠本身的研究成果对学术界产生巨大影响而为后人所怀念；有的除个人辉煌的学术造诣，还留下了制度性的遗业(institutional legacy)，在学术界维持着长远弥久的影响力。前者当以陈寅恪为代表，后者非傅斯年莫属。陈先后留洋16载，通晓20余种文字；傅乃五四运动北京学生游行总指挥，海外留学7年，与陈寅恪在德国柏林大学共同度过了4年时光。二人学成归国，陈氏进入清华国学研究院，成为闻名天下的“四大导师”之一；傅斯年出任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开南国一代学术新风。北伐成功后，被誉为“人间最稀有的一个天才”的傅斯年出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而“三百年来仅此一人”的“教授的教授”陈寅恪出任史语所历史组主任。傅、陈二人这一历史性的聚合，开创了一个举世瞩目的学术流派。令人扼腕的是，随着国共两党干戈相向，这对同学加姻亲关系（陈寅恪嫡亲表妹、曾国藩的曾外孙女俞大綵乃傅斯年之妻）的旷代天才，被无情地阻隔在海峡两岸遥天对望而不能相聚。最后的结局是：一个无声地倒毙在台湾孤岛会议大厅，一个默默死于大陆岭南病榻。并世成双的天才之花凋落成泥，只有芬芳永留人间大地。
作者简介岳南
1962年生，山东诸城贾悦人，先后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北京师范大学•鲁迅文学院文艺学研究生班，文学硕士。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现居北京。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关注中国自由知识分子，并着重于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院、中国营造学社、故宫博物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大、同济大学、中山大学等著名学府人文知识分子学术、精神及人生历程的研究。
著有考古、历史题材纪实文学作品《复活的军团》、《风雪定陵》（合著）、《千古学案》、《寻找“北京人” 》等十二部著作。另著有以自由知识分子人生命运、情感历程、学术精神与成就为主体脉络的《李庄往事》、《梁思成、林徽因和他们那一代文化名人》、《春去花还在》等纪实文学十部，其中《风雪定陵》、《千古学案》等十余部作品被翻译为英、法、德、意、日、韩等文字在海外出版，全球销量已达数百万册，为中国最具全球影响的当代著名作家之一。
媒体推荐著名史学家，傅斯年、陈寅恪先生弟子何兹全与著名评论家朱大可、何三坡、陈晓明、白烨、李建军、谢有顺、葛红兵、解玺璋、张闳、唐晓渡，联袂推荐。
傅斯年先生是北大培养出来的，对北大有一种特别的感情。在他一生的事业中，除了创办中央研究院史语所，还做过北大代理校长，对北大的贡献功不可没。
陈寅恪师是继《资治通鉴》的作者、宋代司马光之后近一千年来，又一伟大的史学家。
——何兹全
这是一部不同寻常的个人传记。对傅斯年和陈寅恪的记忆，打开了被蓄意掩蔽的历史之门。他们在20世纪所遭遇的命运剧变，谱写了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哀歌。
——朱大可
就作者的写作功力和这部作品叙事方式、描述角度与文学艺术上所达到的高度而言，是二十一世纪此类题材的巅峰之作。
资深编辑家、作家杨力虹、许志龙、史奉真、杨君
编辑推荐《陈寅格恪与傅斯年》继《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后的又一力作，全面介绍了陈寅恪与傅斯年的生平经历及他们的交往，是了解民国学术和二十世纪知识分子悲惨命运的好书。
专业书评走进民国大家的一部经典
-----著名作家岳南新作《陈寅恪与傅斯年》赏析
说起民国的人和事，生活在今天和平盛世的现代人许感到有些不可思议，翻阅历史文人其文字令人向往，而如今却很难找寻那时的激荡了，中国历史上的六朝与唐宋时期的士人傲骨之气曾给人眼前一亮色，尔后也就难觅踪迹，论风起云涌，狂士辈出唯民国初年前后可叙。鲁迅先生曾在一篇文章里这样评价过那时的时尚：‘“激昂慷慨、顿挫抑扬方能成为好文章，被发大叫，抱书独行、无泪可挥、大风灭烛才可成传诵的警句。狼以群相聚，而文人则不，总时以自己的世界最为广阔。而傅陈二位这样的大家狂自然也不例外了。人类学家克罗伯曾问过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天才成群地来,这个令克氏久久不解的疑问。在岳南所著《陈寅恪与傅斯年》中也许会找到答案.大多写二位大家的文章皆不例外从学述的角度去研究，而向岳南先生这样全面叙述二人精神世界的作品还是让人眼前一亮，并为之震撼。我不想就作者的写作功力和描写手法进行评论，但就其作品之大气磅礴和文学艺术之高度，可以毫不夸张的说绝对称的上二十一世纪此类题材的颠峰之作。一个闻名天下的“四大导师”之一；一个被誉为“人间最稀有的一个天才”。今天在仙逝若干年后，这对被无情地阻隔在海峡两岸遥天对望的同学加姻亲关系的旷世天才在以怀抱责任的岳南笔下相聚，神交于今日之繁荣盛世。
2006年初夏应岳南先生的叮嘱，我曾前往故乡聊城傅斯年记念馆和傅家坟拍摄岳先生新书〈李庄记事〉所需照片，作为傅先生的同乡，在市政协委员、傅以渐第七代孙傅乐铜先生的陪同下，我走进了清代开国状元傅以渐的第七世孙傅斯年记念馆和傅家坟。也从乐同先生的交谈中了解到更多的有关傅氏家族的故事。所以在欣赏岳南的这部作品中，我重点要说的也是傅斯年先生，因为我有幸成为他的同乡。作为近代史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五.四”学生运动领袖之一。傅先生曾经为国共两党合作奔走，1945年7月，与褚辅成，黄炎培等6位民主人士赴延安，与毛泽东，周恩来和王若飞等中央领导人进行会谈。无论作为学者，还是社会活动家，在中国历史上都占有重要位置。在别人眼中，傅斯年是“一个肥头胖耳的大块头，他有一头蓬松的乱发，一副玳瑁的罗克式的大眼镜。流行大翻领ABC衬衫，不打领带，外面罩上一套哔叽西装，那副容貌，说起来就是那类不修边幅的典型，但却显示了与众不同的风度。他似乎永远是那么满头大汗，跟你说不上三句话，便要掏出一方洁白的手巾，揩抹他的汗珠。”是时，友人称“傅胖子”，，又送“狂人”的名号。后来，他“参政”了，持续向皇亲国戚宋子文、孔祥熙们宣战，世人誉他“傅大炮”。也有人说，他是知识分子中惟一一个敢在老蒋面前跷起二郎腿说话的家伙。他也真胆大妄为：竟在一份关于蒋介石欲为孔祥熙(中央银行国库局案)说情的绝密件上勾出要害处，并在“委座”的名侧大笔一挥批道：“不成话。”据记载，傅斯年一生“放炮”不计其数，简直有百发百中之奇。其威力最大、影响最深远、最令人拍手称快的是“炮轰”孔祥熙与宋子文了。而走进傅先生当年学友的行列，不难发现，每一个名字无一不是震耳欲龙杨振声、俞平伯、汪敬熙、冯友兰、段锡朋、孙伏园、何思源、高尚德、张嵩年、顾颉刚、朱自清、周作人等等。学者大家到今天也令吾等之辈高山仰止。
傅斯年纪念馆座落在聊城老城东昌府的旧居，有康熙帝书写的：傅胪姓名无护士，开代文斗第一家的楹联，横批是状元府第。从纪念馆南行数里便是皇封的占地120余亩的傅家墓地，傅家坟。逝者如斯，但灵光和历史的厚重却历久弥深，墓园凭吊，遥想当年名士气概，仿佛剑气在耳边长啸，令人心潮澎湃。一种深邃的历史穿透力扑面而来。其中隐显千秋功过，喜喜悲悲，刀光剑影，名士豪情傅以渐，傅斯年，这片墓地因了这两人，一切变得意义非凡。尤其是两个人的灵魂曾一度叱咤风云，在中国历史上留下浓笔重彩。
令人引以为憾的是，十年浩劫傅家的祖宅被推倒砸掉，庞大的院落成为瓦砾遍地的废墟。因了傅斯年与乐成、乐焕、乐淑的亲属关系,整个傅氏家族开始了一场劫难。受清朝皇封占地120余亩的墓地——傅家坟,其墓被红卫兵用烈性炸药炸开,劈棺抛尸。未久,整个傅家坟近百座墓葬全部被炸开,在抛棺扬尸的同时,地下随葬品被洗劫一空。最后连牌坊、石碑、神道及道边的石兽、石俑、皇帝御赐碑文等等全部炸毁捣碎,傅家人甚至至与其沾亲带故者，自此作为臭名昭著的“五类分子”,披枷戴帽,或压入大牢，或投湖自杀，或被镇压，或接受革命群众的监督改造。整个聊城傅氏家族自大清入关三百年豪门基业,连根拔起，彻底地家破人亡。
当我细品这部包含着厚重历史的书稿，我的心始终承受一种兴奋和痛苦的煎熬。我也从中感受到作为作家的社会责任感在岳南心里的位置。我和岳南既是战友也是知己。他长我几岁，我称为兄长，幸运的是我们先后同时调到一个部队从事新闻工作，又一同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战友加校友自然也就成了无话不谈的兄弟，由于他坦率、淳朴与诚实，尽管他后来在文学领域名气很大，却依然保持着劳动者朴素谦逊的本色，那张淳厚的脸永远给人以亲切和信任之感，军艺毕业，他开始进入到中国考古文学和对历史文化的研究中，只到有一天在一家权威文学杂志看到“岳南—中国考古文学创作第一人”的评论文章，我才真的意识到，岳南已开始步入到创作的名家队伍。无论是史学家还是文学家，勤奋和广闻博识应该都是其最重要的素养之一。明代曹端《书户》所言：“苦苦苦，不苦如何通今古”，说的也就是这个道理。岳南先生让人真心佩服的，正是他的勤奋、甘于寂寞与锲而不舍的执着。
几乎每一个作家都有着自己倾注感情的一方热土，对于生活在繁华都市的岳南来讲，对历史积淀厚重遗迹和历史人物的创作有一种近似于偏执的赞赏，他以包含忧患意识的笔，书写着中国古代历史和历史人物的神秘，从风雪定陵、万世法门、西汉忘魂到复活的军团、李庄记事，在到今天的陈寅恪与傅斯年，无论是对历史遗迹还是人物大家，这以远离现代文明较远的历史风云和当代学者大家的精神风范，在神秘的空间里构成了岳南的艺术创作世界。他是怀着一种特殊的情感和历史的责任感把中国文明历史和当代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真实记录下来，这对于当今推崇美女文学、痞子文学的时期，岳南的写作思想和理念更值得赞赏。研他的作品我们不难发现既是文学作品又是教科书，这决不是夸张。我一直认为那种“为赋心词强说愁”的矫揉造作作品，既是写作技巧纯熟的炉火纯青，也难免给人以装腔作势之感。更不要说给读者和后人留下些什么，而岳南的作品恰恰避开了这一点，在陈寅恪与傅斯年一书中，从傅斯年与鲁迅、顾颉刚的冲突到陈寅恪与傅斯年二人由不同的河流渐渐汇入同一江河湖海的历史脉络。在岳南的作品里。我们不难感受到一种决不与同流合污的正义之感，既是在逆境中，也留存着自己那永不磨灭的人性和水晶般透明的生命向往，岳南以未着任何雕饰的笔墨刻画出那个时代人物和人物大家的时代，展示出陈傅二位先生不甘泯灭的人格力量和永不妥协的尊严。虽无精雕细刻，其醇厚的精致和天然的质感却尽在其中。读来能感受到来自作品人物的一中感动、一种启悟、一种强烈的震撼和有时也会不免产生的一种悲凉，而这正是作家创作的经典之处。
我一直认为作家价值，更多的是看他个性是否鲜明，是否有社会责任感，其独特行就在于作品为社会和读者提供了什么？岳南正是以平淡的叙述套层结构，立体地对陈傅二位大家在特殊环境中带有现代哲学思想的情绪和故事贯穿整部作品之中，从鲁迅、顾颉刚、胡适到高官政要。在岳南的作品中生动的活画出那个特定历史时期跳梁小丑的丑恶灵魂，揭示了学识大家的无乃，给人一种无言的悲苍和凄凉。作者用来营造意象的是特有的学者大家，虽毫无华丽之感，却厚重的让人窒息。而面对斗争所表现出的愤怒、绝望、甚至自杀的行为另人震撼。鲜明的对比。巨大的反差，发人深省。不惜牺牲生命与不能相容的现实决裂，拧折而不弯，表明那个时期学者爱憎分明的襟怀。
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是最难的一件事，特别是对像傅斯年这样一位“横看成岭侧成峰”的人物更是如此。傅斯年虽然谢世较早，但他的一生经历了20世纪上半叶最动荡、社会巨变最猛烈的时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都会在他身上强烈地反映出来。傅斯年正在中国现代学术史、思想史、文化史上郡有着杰出的贡献，是20世纪中国社会舞台上一个颇有影响的人物，也是对中国学术文化发展产生过很大推动作用、并且其影响至今仍存的人物。邓广铭先生曾说,傅斯年和胡适一样,是一个“誉满天下,谤满天下”的人,这大概是就50年代以前的情况而言的。50年代以后,大陆上没人再敢称誉他,批评他的人也渐渐没了兴致,以至于提起傅斯年这个名字,年青学广多不知其为何许人也。在本世纪的前半叶,傅斯年是一位知名度颇高的学者和社会活动家。他的知名度,一是缘于他的与众不同的学术思想、古史研究方面的独到见解和特殊的学术地位—一他的“史学便是史料学”、“建设科学的东方学”的口号,在中国学术界曾起到振聋发聩的作用,当然也引发了不同观点的激烈论争;他在中国古代民族史、古代思想史研究方面的论著曾被后世学人誉为“最有创始性、突破性”(张光直语),由此而得到“学林霸才”(许冠三语)的令誉;他领导居于全国历史学语言学中心地位的研究机构20余年,不少名家学者会聚在他的麾下,从事着诸多方面的具有开创性的研究工作。二是缘于他的强烈的民族感情、深刻的政治见解和超凡脱俗的胆识一—“九•一八”事变以后,他怀着“书生报国”的一腔热情,痛斥日军侵略罪行,正告当局不可妥协,指明抗日的力量存在于四万万民众之中,预言抗日战争是持久战而中国人民必胜,他的许多见解与毛泽东的论断十分接近;他猛烈抨击国民党政府的腐败行为,揭露孔祥熙,指斥宋子文,轰动全国,以至人们送给他“傅大炮”的称号。
历史不可挽回，而还原历史则成为每一个有责任作家的良知，岳南正是以沉重的铁尖作犁铧，立志于中国文化史的著述。《陈寅恪与傅斯年》一书的问世，无疑会给向了解民国大家的人们一意外的惊喜和震撼。也许这部作品向读者提供的精髓就隐化于厚重的历史之中，从傅斯年家族的毁灭到陈寅恪之死，作家岳南将两位生活在两岸不同地方的中华儿女之精神生活诠释的淋漓尽致。后人评价说，不平则鸣，实话实说，这是傅斯年的作风；毁誉由人，荣枯随化，这是傅斯年的风格。“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理想信念，这是准确地表达着对陈寅恪一生的价值认定。我无法想象在二十一世纪文化繁荣的创作时期，同题材非人为制造而以事实创作的作品，是否还能有更伟大的作品问世，岳南的《陈寅恪与傅斯年》足以无愧走进世界文学的店堂。
古人每每谈起“竹林七贤“，其神往之态陶醉，许是自己身边鲜有相似人物的缘由。士风之现代可以说变化天翻地覆。各路豪杰也纷纷登场，末了还是天下归一，到有”广林散绝矣”，的味道。进入二十一世纪，偶也有前卫人士模仿傅陈二人，但却事与愿违，非但不象到有几份的流氓小丑之态了，个中原因我也不知，也许发展与后退并不以时间为规律，我想走进岳南先生的作品，也许能慢慢体味到其中的内涵。因为，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文坛，岳南绝对配得上狂人这个称谓。就如中国的文学作品不比外国差一样，不管你是否赞成。
最后还是借用傅先生于1919年3月1O日写的一篇名叫《一段疯话》的杂文作为评论的结束语，文章中说道:鲁迅先生所作《狂入日记》的狂人,对于人世的见解真个透彻极了,但是世人总不能不说他是狂人,哼哼!狂人!狂人!耶稣苏格拉底在古代,托尔斯泰尼采在近代,世人何尝不称他做狂人呢?但是过了些时,何以无数的非狂人跟着走呢?文化的进步,都由于有若干狂人,不问能不能,不管大家愿不愿,一个人去辟不经人迹的路。中国现在的世界里,是沉闷寂灭到极点了;其原因确是疯子太少。疯子能改换社会……看见别个疯子,着实觉得亲切有味,很愿研究点疯子文学,渐渐的引我向正路去。他大声疾呼:“跟着疯子走,一路走向光明去。”
晨曦2008年4月21日匆就于英雄山下
目录
目录
独为神州惜大儒（何兹全） 1
第一章 风云际会 1
走进清华园 1
从北大到柏林 8
北京初会 14
槎浮海外 23
第二章 江湖多风波 35
欧洲行旅 35
柏林日夜 42
罗家伦信件披露的隐秘 51
傅斯年归国 61
中山大学的暗流 66
第三章 南北两校园 71
傅斯年与鲁迅、顾颉刚的冲突 71
由同窗到仇寇 80
陈寅恪进清华的背后隐秘 84
独为神州惜大儒 92
王国维沉湖 97
第四章 史语所的第一桶金 105
元和新脚未成军 105
内阁大档的摲⒓麛 112
陈寅恪与内阁大档 118
第五章 望断天涯路 125
卢沟桥事变 125
流亡途中 128
再别长沙 133
第六章 南渡记 141
暂住蒙自 141
迁往昆明 145
炸弹下的陈寅恪与傅斯年 148
第七章 中研院院长争夺战 155
八方风雨会重庆 155
来渝只为胡先生 163
扬子江头流亡客 167
第八章 纵横天涯马 175
傅斯年家世情缘 175
辞别重庆 183
营救陈寅恪 186
撋笨紫槲跻孕惶煜聰 192
第九章 与李庄擦肩而过 199
骑上虎背的叶企孙 199
傅斯年与叶企孙之争 205
李庄不复见 212
第十章 西北望 221
乱世策士梦 221
傅斯年与毛泽东窑洞相会 225
延安归来 232
第十一章 千秋耻，终当雪 241
初闻涕泪满衣裳 241
代理北大校长 244
重返平津 254
第十二章 魂返关塞黑 261
在燕大讲台上的背影 261
陈寅恪失明经过 270
欲将心事付瑶琴 276
陈寅恪与蒋介石的因缘 280
赴英就医 286
第十三章 生别常恻恻 293
日暮苍山远 293
还都南京 301
最后的晚餐 310
北归一梦原知短 315
第十四章 斯人独憔悴 329
醉不成欢惨将别 329
退守孤岛 335
傅斯年之死 340
第十五章 残阳如血 349
南国的冬日 349
汪篯、向达的悲剧 356
傅斯年家族的毁灭 365
陈寅恪之死 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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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独为神州惜大儒
前几天，岳南先生来到我的寓所，携来《陈寅恪与傅斯年》书稿，嘱我看后提些意见。我虽是九十八岁的老人，精力不济，但面对这部撰述陈、傅两位恩师，并插有堂兄何思源青年时代与陈、傅二师一起留学欧洲相交甚笃的图片和文字，百感交集，遂未作推辞，决定先读为快。书稿翻阅一遍，一幕幕往事涌上心头，两位大师的身影又在眼前浮现。既然作者有此盛意，借此机会，说一说陈、傅二师对我的栽培和教诲，顺便写下一点读后感言，算是对两位恩师的纪念，以及对作者岳南先生为此付出心血与汗水的答谢吧。
我是1931年冬认识傅先生的。1931年暑假，我考上北京大学，进入史学系。我的堂兄何思源（仙槎）写信给傅先生，请他做我的保证人。他们是五四时期的同学好友，后来又一起在欧洲留学数载。我于一个晚上持信去看他，那时傅先生住在西城内平安里往东不远再往北的一个胡同里，好像是厂桥胡同吧。
傅先生热情接待了我，和我谈了大学应如何学习，并嘱我两句话：“一定要学好古文，一定要学好外语。”说来惭愧，我一生既没有学好古文，也没有学好外语，但越来越觉得学好古文和学好外语的重要，时时想起傅先生这两句话，念念不忘。
傅斯年先生有学术心，也有学术事业心。他北大毕业后留学欧洲，回国后在中山大学教书，不久就在中山大学创办了“语言历史研究所”，这是1927年秋天的事。1928年10月，傅斯年又在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的基础上，筹备建立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史语所成立后他出任所长，一直到1950年去世。他的社会、政治领域的职务千变万化，名堂甚多，但史语所所长这个职务却是他一直担任到底的。他以史语所为基础，对中国近代学术事业作出了很大贡献，中国的历史、语言研究由此向前推进了一大步。特别是田野考古工作，可以说是到傅先生与李济、梁思永等那一代人手中才成为科学的，小屯殷墟的考古发掘是傅先生和史语所同人建立起来的最早的科学工作。傅斯年主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二十三年中，为中国史学、考古学、语言学、民族学培养了众多人才。新中国成立后，一大批在这方面有贡献的学者，大多都受过他的培养。因而在这一领域，傅斯年是当之无愧的第一功臣。
傅先生是北大培养出来的，也是著名的五四运动学生领袖，对北大有一种特别的感情，在他一生的事业中，除了创办史语所，对北大的贡献也功不可没。 抗战前，傅斯年除了担任史语所所长，还兼任北大历史系教授、文科研究所所长等职务。我在北大读书的那四年，和傅先生接触不多，但听过他讲的中国古代史课程。他讲西周史，处处有新意，有创见，使人开阔眼界，开阔胸襟。听他的课，很佩服他广博的学问和深厚的功力。前几年，美籍华人、著名考古学家张光直教授称赞傅先生是一位历史天才，他的《夷夏东西说》一篇文章奠定了他的天才地位，并说此文与董作宾的《甲骨文断代研究例》，是他所看到的有创始性和突破性的最好的两篇文章。在我看来，傅先生除了这篇名满天下的雄文之外，在他身后留下的有关中国古代史的文字中，我更看重《周东封与殷遗民》、《大东小东说——兼论鲁、燕、齐初封在成周东南而后乃东迁》、《姜原》，以及《论所谓五等爵》等篇章。这些文章的好，不在于篇篇掷地有声，而在于它们和《夷夏东西说》一样，都是有创始性和突破性的大手笔与天才之作，只有大手笔和真正的天才，才能写出这般具有史识、史见，震古烁今的光辉篇章。
我说傅斯年是我的老师，这老师不是泛泛的老师而是真正意义上的恩师。1935年我从北大毕业，他邀我去史语所工作，我没有去，而是赴日本读书。抗战爆发后，我回国在重庆编杂志，写社论，在机关里混。后来失了业，中英庚款董事会拨发一部分专款协助一些人员在国内做研究工作，我请傅先生推荐我，取得了中英庚款协助，研究魏晋南北朝史。我有了收入，一家三口生活得以维持。
1944年，何思源大哥回山东任山东省政府主席，要带我回山东做官。当时我正在国民党中央训练委员会任编审，该会的负责人是段锡朋，段与傅斯年先生同为“五四运动”时期学生领袖，为人精明苛刻。我原已不想再在训练委员会待下去，但也不愿去山东做官，我还有自知之明，自知做官是最无能的。抗战后期论政之心已倦，极愿回书斋生活。我去看傅先生，说我愿去史语所念书。傅先生说：“毕业时就约你来，你不来。”就这样我进了当时已搬迁到四川南溪县李庄镇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在李庄，我和傅先生见面的机会就多了，只是我同所内大多数学长、学弟一样，对傅先生是又尊敬又拘束，用三个字来表达，那就是“敬”、“怕”、“亲”。所谓敬，大家对傅先生的学问没有不是满心尊敬、佩服和崇拜的；对于怕和亲，说老实话，傅先生的性情不同常人，极易冲动、暴怒，像个孩子，因而大家对他既怕又亲。正像董作宾所说：其实傅先生对朋友，对同人，原是一片赤子之心，同人爱他之处也在此，但年轻人的“敬”和“怕”却又压住了他们的“亲”。或许这便是当时的内在真情吧。
抗战之后，我去美国留学，1950年回到北京，12月去看郑天挺师，进门他就对我说：“孟真（傅斯年先生的字）先生去世了！”我一时愕然，沉默了半天没说话。
行文至此，禁不住思绪缥缈，泪眼婆娑，一时回到北大，一时回到李庄，一时又回到现在，情肠交结，不忍追忆。当年史语所在李庄的几十口子同人、师友，傅先生去了，董作宾先生去了，李济先生、梁思永先生、石璋如先生、夏鼐先生，以及与李庄擦肩而过的陈寅恪师也去了。想到这里，真是欲祭疑君在，天涯哭此时，令人倍感伤神。
屈指算来，到今天，傅斯年师去世已58个年头，而陈寅恪师去世已39年矣。我自己也渐渐老了。回忆接受傅斯年、陈寅恪师教诲的日子，犹历历在目，感念不已。
我与陈寅恪师相识于抗战爆发之后的西南之地，最早见到他是在重庆，后来我到了史语所历史组任助理研究员，成为陈寅恪先生的学生与下属。尽管接触不多，但有论文经常寄给他请教。在李庄的后期，陈寅恪师已赴成都燕大任教，他的眼睛已患严重的疾病，但对我的论文与晋升职称等事宜，时刻挂念在心，这样的事例从陈、傅二师通信中还可以看到，岳南先生在著作中已有摘录，不赘。有一次，听从成都回李庄的一位史语所同事说，他去拜访陈寅恪先生时，陈师对我的学问与人品还夸奖了一番。我听后受宠若惊，感到莫大的荣幸，同时也感汗颜。抗战胜利后，陈先生从英国治病回到南京，住在俞大维公馆。这个时候，我与先生的接触就多了起来，经常受傅斯年先生或董作宾先生委派，给他送信、送物或者送钱等。借此机会，我也请教了一些史学上的难题，已双目失明的陈师都一一作答，令我深受感动。
陈寅恪先生是三百年甚至一千年乃得一见的学术大师，傅斯年先生是20世纪中国史学界、国学界当之无愧的天才、奇才和大师级人物。如果用“最好的”、“最有创始性、突破性”作标准，20世纪上半叶史学、国学方面的学者，能称得起大师级人物的，在我看来也就是梁启超、王国维、胡适、陈寅恪、傅斯年、陶希圣、钱穆、郭沫若、顾颉刚等几个人吧。
令我感到欣喜的是，岳南先生在这部《陈寅恪与傅斯年》文学传记书稿中，不仅讲了陈、傅两位大师级人物，上面列举的另外几位大师，也大都有不同篇幅的描述和介绍，只是叙述的侧重点有所不同罢了。
由于诸多复杂的原因，过去几十年，在祖国大陆，没有看到关于傅斯年的传记，甚至连普通的介绍文章也较少。随着政治思想逐渐放开，前些年傅先生家乡聊城的父老乡亲，为此做过不少的努力，召开过几届“傅斯年与中国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也出版过几本传记性书籍与论文集。但总的感觉，其声势与深入人心的程度，与傅斯年本人的声望和在学术上的贡献比起来，还是不够匹配，不到位。今天中国大陆的年轻一代，甚至包括相当一部分中青年知识分子，能知傅斯年为何许人也，做过何种事业者，已不是很多了。人类是容易健忘的，对傅斯年及他那一代知识分子精英的健忘，不知是历史的无情，还是今人的不幸？
关于陈寅恪先生的生平史事，在此前出版的一些著作中，大多是把先生的人生境遇一分为二，对前几十年生命历程的叙述相对薄弱，而后半生，特别是陈先生最后二十年着墨较多。我猜想，这可能是陈师前半生留下的资料较少，而作为传主“出彩”的地方也较少的缘故吧。
岳南先生的《陈寅恪与傅斯年》令我看到的是，他尽可能地搜集了陈寅恪与傅斯年家族前辈人物的一些史事，简明扼要地进行叙述点评，尔后对陈、傅二人留学期间，特别是在欧洲的交往史实，进行了多方搜罗和鉴别比较，通过当年在欧洲的中国留学生的书信来往与局外者的回忆文章，一点一滴查找、拼对、复原，基本勾勒出一个轮廓，让后人看到陈、傅二人在那个时代较为清晰的身影，以及二人在学术上相互影响、砥砺，渐行渐近，肝胆相照的生命历程。
几年前，岳南先生为撰写《陈寅恪与傅斯年》这部书，找过我几次，特别是对抗战期间知识分子流亡西南的事情，询问得尤为仔细。我谈了一些我所知道的情况。后来听说为了写好这部书，岳南先生还赴长沙、昆明、重庆、成都、李庄等地，对傅斯年、陈寅恪那一代知识分子，以及我们这一批小字辈学者工作、生活和战斗过的地方进行调查采访，体察当地风土人情，尽量在每一个细节上做到真实不虚。在这个基础上，他耗几年心血成就了这部著作，这种扎扎实实的写作态度是难能可贵的。此书涉及不少史事属首次有理有据、条理清晰地对外披露，填补了陈、傅两位大师研究领域的空白，对研究者与普通读者予以启迪的方面不少。
正如岳南先生书稿中所描述的，由于历史和政治等原因，1948年后，陈、傅两位大师被迫离散，一位留在了大陆岭南中山大学，默默承受一系列政治苦难和心灵煎熬；一位归骨孤岛，长眠于台湾大学校园。两位天才的聚合离散，既是大时代的因缘，也是二人性格与思想观念不同所致。去台后的傅斯年曾把主要精力用于台湾大学的建设上，他想把这座日本统治时期创建的学府，改造成现代一流的大学和学术中心。可惜天不假年，他仅在台大校长任上奋斗了两年即溘然长逝，去世时年仅51岁。而留在大陆的陈寅恪先生逐渐落入了凄凉之境，于“文革”中精神备受折磨而死去。
当年与陈寅恪、傅斯年同时留欧，且是好友加亲家的俞大维说：陈寅恪平生的志愿是写成一部《中国通史》，及《中国历史的教训》，在史中求史识，“因他晚年环境的遭遇，与双目失明，他的大作Magnum Opus未能完成，此不但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剧”。
作为后来者，面对岳南先生撰写的这部著作，以及著作中所描述的两位天才大师的因缘际会，聚合离散，或许能让我们从另一个侧面更真切地感知历史的真相，并从中吸取一些“历史的教训”吧。
是为序。
何兹全，山东菏泽人，1935年北京大学研究生毕业，旋赴日本留学。抗战爆发后归国，任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历史组助理研究员、研究员。1946年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历史学，1950年归国。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北京大学历史系兼职教授。著有《读史集》、《中国古代社会》、《中国文化六讲》、《何兹全全集》（六卷）等作品。
文摘乱世策士梦
陈寅恪与李庄失之交臂，标志着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由盛转衰。当年史语所的主将赵元任，早在昆明时期就弃所而去，跑到美国任教于夏威夷大学，后转耶鲁与哈佛大学任教，终加入美国国籍，从此再也没有与战火熊熊的祖国同呼吸，共命运。抗战结束后的1946年，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的朱家骅致电赵元任，请其回国出任南京中央大学校长，赵元任只回了短短五个字的电文：“干不了。谢谢！”
此时史语所在李庄的另外几员大将如梁思永已重病在身，只能躺在病榻上做一点工作，李济的主要精力放在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李方桂早已离开李庄到成都燕京大学任教，凌纯声不久即到重庆教育部蒙藏司做了司长，只有董作宾、吴定良、芮逸夫、石璋如等几位元老还在李庄板栗坳苦苦支撑。面对渐渐冷清且有些悲凉的境况，如石璋如所说：“留下的几个人不管如何，依旧规矩工作。”【1】
所幸的是，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中国的抗战已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大道小道的各种消息水陆并进向扬子江尽头这个古老的小镇传来。
1943年11月23日，蒋介石以堂堂中国国家元首和世界级政治巨头的身份（南按：原主席林森已于这年8月1日去世，蒋氏从这时起才算名正言顺的国家元首），出席了开罗中、美、英三国首脑会议，蒋介石本人与中国的国际地位大增。
就在抗战曙光照亮东方地平线并向浩瀚辽阔的天际放射之时，风云突变，即将全面崩盘的日本作战大本营，决定用尽最后一点力气拼死一搏，死里求生。日本大本营制订了以主力部队全线出击，进行一场贯通中国南北，联络南洋和摧毁美国空军基地的大规模战役，即抗战后期著名的“一号作战计划”。
根据这一计划，在全面崩盘之前已经杀红了眼的日军，于1944年4月在中国南北一线发动攻势，先后发起豫中战役、长衡战役、桂柳战役等大规模决战。日军的死打硬拼，立即取得了相应的战果，国民党军队在各个战场虽进行了顽强抵抗，却连连败绩。仅几个月的时间，中原失守，战略中心衡阳陷落，湖湘一线的国军全面崩溃，导致广西失去了重要屏障。日军趁机迅速调集优势兵力，与西南战区的日军遥相呼应，南北夹击，在很短的时间内，南线军事重镇桂林、柳州、南宁以及广东、福建部分军事要塞相继失陷，中国军队损失兵力60余万。此后不久，日本中国派遣军和驻东南亚的南方军，在广西南部胜利会师，从而打通了中国内地通往越南的大陆交通运输动脉，完成了日军大本营拟定的“一号作战计划”。这一战略计划的成功，极大地鼓舞了日军的士气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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