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环境责任论(STUDY ON GOVERNMENT'S ENVIRONMENTAL RESPONSI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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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 张建伟
基本信息·出版社：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页码：239 页
·出版日期：2008年
·ISBN：9787802097711
·条形码：9787802097711
·包装版本：1版
·装帧：平装
·开本：32
·正文语种：中文
·外文书名：STUDY ON GOVERNMENT'S ENVIRONMENTAL RESPONSI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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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本书以环境法的有效性不足作为切入点，探索环境法有效性不足的原因，指出政府环境责任不完善对环境法有效性的影响；在探求政府环境责任基础和现实基础后，研究设立政府环境责任的指导思想和要求，寻找完善政府环境责任的关键，确定加强政府环境责任的若干重点领域，最后强调政府环境责任实现的保障是健全对政府的环境问责制。
目录
引言
第一章环境法有效性不足与政府环境责任
第一节问题的提出：环境法有效性不足
第一节政府环境责任对环境法有效性的影响
第三节外国政府环境责任的实践
第二章政府环境责任的理论和现实基础
第一节环境法治理论
第二节政府职责本位理论
第三节公共需求和环境基本权利理论
第四节政府环境责任的现实基础
第三章设立政府环境责任的指导思想和要求
第一节设立政府环境责任的指导思想
第二节设直政府环境责任的要求
第四章完善政府环境责任的关键
第一节环境民主的落实
第二节环境理念的改变
第三节环境立法体制的健全
第五章加强政府环境责任的若干重要领域
第一节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方面
第二节生态行政补偿方面
第三节政府环境信息公开方面
第四节政府环境应急方面
第六章政府环境责任实现的保障——健全问责机制
第一节立法机关的问责
第二节司法机关的问责
第三节社会公众的问责
第四节行政机关的问责
附录
附录1政府环境职责浅析
附录2论地方环境行政
附录3论环境行政裁量权
附录4试论环境行政裁决
附录5论危害环境行为的入罪化
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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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近十年来，国务院及其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在全国大力推行“到2000年全国所有工业污染源排放污染物要达到国家或地方规定的标准”、“到2000年实现淮河变清”计划，采取了诸如环境审计、流域限批、节能减排以及集中执法检查、“零点行动”等被誉为‘‘环保风暴”的环境保护强力措施。环境法律作为环境保护的重要武器也得到了国家的重视，先后制定了9部以防治环境污染为主的环境保护法律，13部以自然资源合理利用和管理为主要内容的自然资源法律，10部以自然保护、防止生态破坏和防治自然灾害为主要内容的法律，30部与环境资源法相关的法律，还有大量的环境资源行政法规、地方法规、部委行政规章和地方行政规章，仅地方性环境保护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就有l600余件；已颁布800余项国家环境保护标准；中国还参加了50多项涉及环境保护的国际条约，先后与美国、日本等42个国家签署双边环境保护合作协议或谅解备忘录，与11个国家签署核安全合作双边协定或谅解备忘录。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目前中国已经形成环境法体系。
文摘二、现行环境法的有效性判定
环境法的有效性即环境法的实际效能，是指人们实际上按照法律规定的行为模式去行为，法律被人们实际遵守、执行或适用的状况。①环境法的有效性可以根据一定时期的环境状况即环境法律效果来进行分析，环境法律效果是指环境立法目的通过环境法实施而实现的程度。之所以如此，原因在于环境法的生成从根本上讲，是为了解决传统法律面对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应对乏力，而导致环境状况不断恶化的局面。环境立法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和改善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保障人体健康，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环境状况能否得到改善是衡量环境法有效性的客观标准。环境状况如果改善，环境立法的目的得以实现，环境法的有效性就强；反之，环境状况没有改善，环境立法的目的不曾实现，环境法的有效性就弱。
有关现实的环境状况，我们以中国环境保护部每年公布的《中困环境状况公报》作为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规定：“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建立监测制度，制定监测规范，会同有关部门组织监测网络，加强对环境监测的管理。国务院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定期发布环境公报。”据此，从1990年开始，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一般在每年的六月份将上一年度的《中国环境状况公报》公开对外公布，至今已公布了1989—2005年共17年的中国环境状况，这一时间跨度基本涵盖了中国环境法制建设的主要阶段。
后记十多年前开始进入环境法这一新兴的学科领域，期间走过了不少弯路，几经努力终于获得了在武大学习深造的机会，珞珈山下良好的学术氛围使我获益匪浅，许多长期萦绕于脑海之中而不得其解的学术困惑得以破解，但时光匆匆，转眼之间学期将至，心中无限感慨。
首先要感谢我的导师蔡守秋教授，从论文的选题、写作直至修改、定稿，从资料准备到谋局布篇以及遣词用句，都得到先生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指导。但由于自己才疏浅陋，对先生的要求领悟不够，作为弟子心怀忐忑。在读期间，先生为我提供了良好的学习场所，其办公室一直提供给我使用。先生高尚的人格风范和严谨的治学态度，永远是我学习的榜样。
我要感谢武汉大学法学院副院长、环境法研究所所长王树义教授，他的指导和点拨对于本文的完善是关键性的。在论文的写作过程中，环境法研究所的李启家教授、杜群教授、罗吉副教授、李广兵副教授、柯坚副教授、吴志良副教授、秦天宝副教授给予了诸多帮助，许多难题是在他们的启发下才得以解决的。另外，环境法研究所办公室的胡斌主任对于本文的英文摘要给予了极大帮助。我曾经的两个学生，现为环境法研究所硕士研究生的海燕、张娟娟分别承担了有关文献整理和文字校对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