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传(20世纪四大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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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 梁启超
基本信息·出版社：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页码：288 页
·出版日期：2009年
·ISBN：7561345100/9787561345108
·条形码：9787561345108
·包装版本：1版
·装帧：平装
·开本：16
·正文语种：中文
·读者对象：大众读者
·丛书名：20世纪四大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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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李鸿章传》从李鸿章的早年落拓，写到他参加镇压太平军、甲午海战、创办洋务运动，周旋于世界外交舞台直至死去的一生。李鸿章从镇压太平天国发迹，创办洋务运动他的声望达到顶点在甲午海战中他苦心经营的海陆军全军覆没梁启超深刻地分析了李鸿章在甲午海战中的种种失误，指出即使没有这些失误，李鸿章的失败也是必然的，因为世界的竞争是国民智力和创造力的竞争彼时日本各国已经开化，民众在世界眼光和参政热情上已经大大领先，而满清政府仍然禁锢民智民力，失败也就难免了。
洋务运动的失败宣告了李鸿章创办的官督商办的官僚资本主义必然失败的命运、官僚既不懂工商业的技术和管理，反而把它当作渔利的工具，不仅企业没有效率，更压制了民族工商业的发展。限制了他们的参与热情，窒息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和社会的转型。
作者把李鸿章同古今中外要人霍光、诸葛亮、秦桧、曾国藩，张之洞、俾斯麦、伊藤博文等做了对比，指出李鸿章也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心，能够忍辱负重，但是他没有长远的眼光，不知道为后世立百年大计，仅满足于修修补补，不懂得现代民主政治的特点和国民的地位、国民在现代国际竞争中的作用、政府与民众的关系，因此在现代国际竞争中处处落于下风，处处受制，总之他的失败也就是晚清政府的失败，是晚清政府不了解世界大势，不懂得民主政治的必然结局。
最后作者忧虑地说，在晚清政府中李鸿章是最具有世界眼光、最有能力和品格的一个人，尚且不能避免失败的命运今后内忧外患的风潮，将要比李鸿章时代还要严重数倍，但要想再找一个像李鸿章这样的人，也几乎不可能了想到中国未来的前途，不禁毛骨悚然，不知道最终是什么局面。
作者简介梁启超（1873一1929），广东新会人，中国近代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启蒙思想家、资产阶级宣传家、教育家、史学家和文学家戊戌维新运动领袖之一字卓如，号任公，别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等著有《饮冰室合集》，代表作有《李鸿章传》、《清代学术概论》、《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历史研究法》等。
雾满拦江，传统文化研究者，著名作家，实战派企业管理研究专家已出版著作《推背图中的历史》《烧饼歌中的历史》等在《当代》、《十月》、《今古传奇》等杂志发表小说百万余言，代表作品有《黄泉客》、《兽兵》、《兵变玄武门》等。
媒体推荐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经济已有长足的进步，政治体制改革却步履维艰。且不得不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困局在新一轮的历史大螺旋中，没有了亡国灭种的紧迫感，也仍未建成一个理想完善的公民社会。一百多年前梁启超“今日世界之竞争。不在国家而在国民”的警告，在大同世界出现之前。永远不会过时——章立凡
李鸿章其实不知道国家事务，不知道国家是什么，不知道国家与政府是怎样的关系，不知道政府与人民的权限，不知道当大臣应尽的职责他对西方富强的原因其实是不知道的。以为我国的政治、教化、文明、物产、风俗无一不优于他国。赶不上的不过是枪炮，轮船、铁路、机器罢了。我们就学这些，洋务运动就完成了这就是现在举国异口同声的论调，而李鸿章实际上是他们三十年前的前辈他们东施效颦、邯郸学步。只不过让他们的丑陋更加暴露出来，终究不会成功是必然的
李鸿章这么忠诚，有这么敏锐的洞察力，他又长时间担任重要职务，掌握大权，但成就却仅仅到了今天这个水平，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他只知道有军事，却不知道还有民政；知道有外交。却不知道还有内政；知道有朝廷，却不知道还有国民每天责备他人看不清时局。而他自己对时局就没有弄明白；每天责备他人搞派系。旧习气难以消除，而他自己的派系、旧习气跟那些人比起来，也不过是五十步和百步的区别他不知道今天的国际竞争，不靠国家而靠国民；他不知道西方各国能够消除派系、消除旧习气，通过新政而富强的，那种改革的动力都是来自下面而不是上面。
——梁启超
编辑推荐今天的中国，再次面临千年未遇之大变局
《李鸿章传》重读晚清变革总设计师李鸿章
看他如何突破政治、经济、外交的困局
目录
重读《李鸿章传》／1
李鸿章传(白话文)
序例／003
第一章 绪论／005
第二章 李鸿章所处的历史位置／011
第三章 李鸿章未发达以前及当时中国的形势／019
第四章 军事家李鸿章(上)／027
第五章 军事家李鸿章(下)／049
第六章 洋务运动时期的李鸿章／059
第七章 中日甲午战争时期的李鸿章／071
第八章 外交家李鸿章(上)／085
第九章 外交家李鸿章(下)／097
第十章 赋闲时期的李鸿章门／111
第十一章 李鸿章的末路／131
第十二章 结论／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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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重读《李鸿章传》
章立凡
无论生前身后，李鸿章都是个极富争议的人物。上中学的年代，历史老师口中的“大汉奸、卖国贼李鸿章”，至今言犹在耳。二十多年前读到梁启超撰写的《李鸿章传》，正值国家改革开放之初，顿觉眼目一新，感到此传对洋务运动及李鸿章其人，有着不同以往的全新视角。细品之，则非梁启超之视角“不同以往”，乃敝人受哺狼奶多年，有幸恢复了人类的独立思考而已。在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重读此传，更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一 维新派眼中之洋务派
1901年（清光绪二十七年）《辛丑条约》签订后两月，心力交瘁的李鸿章溘然辞世；近两个月后，流亡海外三年的梁启超完成了这篇传记。是年二十九岁的梁氏，以通缉在案的维新派流亡领袖身份，为七十八岁的在朝洋务派领袖作传，其间大有深意焉。维新运动是洋务运动的继续，两者有着血脉上的传承关系，如果将洋务运动视为经济改革，则维新运动当然是政治改革。两者的失败皆有其历史之必然性。作者自称：“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惺惺相惜之情与流亡臣子的孤愤，溢于言表，既悲逝者，亦是自悲。
这一年，梁启超先后创办了《清议报》和《新民丛报》，除撰写李鸿章的传记外，他还为老师康有为写了《南海康先生传》，并开始自号“饮冰子”。以“饮冰”自励，为洋务派和维新派的两位先进作传，可视为对1860年“自强运动”至庚子之变四十年间历史的冷静反思。梁启超视李鸿章为中国近四十年第一流的关键人物，因此自己的这部著作，也可以视为同治光绪以来的大事记。
洋务派冀望利用西方先进的技术维护专制统治，改革以不触动封建专制制度为限，这完全是一厢情愿的“技治主义”思维。对此，梁启超问道：李鸿章真的知道洋务吗？为什么他国通过洋务富强了，而我国大办洋务之后却衰落了呢？在历数李鸿章所办洋务各案后，他提出了自己的答案：“李鸿章实不知国务之人也。不知国家之为何物，不知国家与政府有若何之关系，不知政府与人民有若何之权限，不知大臣当尽之责任。”李以为中国的政治、教化、文明、物产、风俗无一不优于他国，不如人的无非枪炮、轮船、铁路、机器罢了，只需学会这些，就万事大吉了。其实这是东施效颦、邯郸学步而已，没有真正懂得西方富强的原因。
但梁启超也指出，透过李氏奏折中对现状的深切忧虑，可知其见识也确有过人之处：李鸿章深知中国处于“三千年来一大变局”，因循现状是无法苟且偷安的，希望找到安内制外的长久良方；如不变法维新，那么战和守都靠不住；抱定门户之见则积习难除，终将一事无成；偌大一个中国，越来越缺乏人才，将永无自强自立之日。李氏的历史局限性在于：“不知今日世界之竞争，不在国家而在国民”；也不知西方国家能够化除门户之见，通过新的宪政走向富强，其改革动力来自下面而不是上面。他批评李鸿章“不学无术”，未能利用其地位及影响力，推动历史潮流，叹息李氏“为时势所造之英雄，非造时势之英雄也”。
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失败后，倡导“作育新民”，以改造中国人的“国民性”为己任，这一任务历时百年仍未完成。历史常有轮回，当此“大国崛起”雄心万丈之际，民族主义甚嚣尘上，那种“以为吾中国之政教文物风俗，无一不优于他国”的封建沉渣，也重新泛起。“不知国家之为何物，不知国家与政府有若何之关系，不知政府与人民有若何之权限，不知大臣（时髦的说法已变成了“公仆”）当尽之责任”者，仍大有人在。不学必然无术，身处晚清变局百年后的“学习型社会”，社会转型仍未完成，学习的方向和方法依然不明。
二 弱国外交之辨
李鸿章谤满天下，始因甲午之役北洋水师覆灭，继之以外交连连失败，以“卖国贼”之罪名钉在历史耻辱柱上，为时已逾百年。而梁启超记述之轶闻中，谈及李氏与洋人交涉，态度尤为轻侮，视其为市侩之徒。认为洋人既然逐利而来，我也要把握算盘，与之计较争利。这倒很像阿Q的“精神胜利法”，可为中国人的“国民性”做一注脚。
对李氏之外交风格，西人反倒有“大手段之外交家”的赞誉，但梁启超持相反评价，称之为“小狡狯之外交家”。他认为外交手段狡狯，并不代表外交家品德恶劣；在国家间的生存竞争中，外交家只能唯利是图。李鸿章的外交手段，在中国虽然算得上一流，但在世界级的外交家中并不出色，李惯用手法“专以联某国制某国为主”，而所谓联合，又不靠平时交往维系，不过临时挑唆而已。这种外交思想，不外乎《战国策》伎俩的翻版。
梁启超的判断可谓切中要害，李鸿章式的中国外交，无非承袭两千年前的纵横家故智，既昧于世界大势，又无长远坚定之立场，惟偏重于技巧末事，一味借力使力，徒以纵横捭阖为能事。作者分析李氏外交失败的教训，认为天下不存在徒靠别人就能生存的道理，西方的外交家，同是殷勤地与别国联盟，但都有自己的自立之道，做到制衡他人而不受制于人。而中国外交动称联合某某国家，且不论人家是否认同，即便联合了，无异于为人奴隶任人鱼肉。李并非不知此情，但又拿不出别的办法。梁氏感叹：“内治不修，则外交实无可办之理。以中国今日之国势，虽才十倍于李鸿章者，其对外之策，固不得隐忍迁就于一时也。”
在汉语词汇中，“卖国贼”与“汉奸”似乎略有不同：前者的行为有一定的被动性，主要对其后果负责；而后者则有较强的主动性，意味着彻底的卖身投靠。中国士大夫饱读圣贤之书，无不知晓春秋大义；纵观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等晚清名臣，个个算得上一时人杰。但形势更比人强，列强环伺，兵临城下，不签字画押割地赔款，仅仅靠玩弄“战国策”式外交伎俩，是过不了关的，李鸿章逝世前一小时，俄国使节还来催逼在密约上签押。
弱国确无外交，强时未必有之。梁氏“天下未有徒恃人而可以自存者”，“内治不修，则外交实无可办之理”之论，确为灼见。清代出卖的国家权益，特别是被强邻陆续侵占的国土，已是彻底交割，永无回归之日了。
三 专制体制之弊
李鸿章以一介词臣入幕，平发捻、办洋务、创海军、主外交，位极人臣，其见识才具，远超同僚之上。但观其一生功业，论武功，内战内行外战外行；论洋务，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论外交，则丧权辱国莫此为甚。一言以蔽之，输在其背后的专制政治体制。作者认为，凡一个国家当今的社会现象，一定与其此前的历史有联系，故历史是当代社会现象出现的原因，而当代社会现象是历史发展的结果；要评论李鸿章，就须观察“中国数千年来政权变迁之大势，民族消长之暗潮，与夫现时中外交涉之隐情，而求得李鸿章一身在中国之位置”，并由此入手，分析其致败的根本原因。
梁启超指出：李鸿章所居“乃数千年君权专制之国，而又当专制政体进化完满，达于极点之时代也”，“乃满洲人入主中夏之国，而又当混一已久，汉人权利渐初恢复之时代也”。上述视角，切中中国封建社会超稳定结构之弊，也提示了晚清满汉民族矛盾最终演变为排满革命之根由。
关于“中国数千年来政权变迁之大势”，梁启超从春秋战国说起，下至两汉魏晋唐宋元明，历数中国封建社会由贵族政体演变为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政体之流程，指出中国的专制政体，也是按照进化的公理，逐渐发展成熟的，到当世已完备到极致，权臣手中的权力，迄今已被剥夺殆尽。他将历代权臣分为贵族、豪杰、布衣、佞臣四类，时代越古，权臣越多；时代越近，权臣就越少。权臣数量和实权的消长，与专制政体的进化程度成比例，而中国专制政治的发达，有两个重要原因：“一由于教义之浸淫，二由于雄主之布划”。
所谓“教义之浸淫”，作者指出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专弘此术以化天下”，“尔后二千年来，以此义为国民教育之中心点”，这种教化既已深入人心，“自能消其枭雄跋扈之气，束缚于名教以就围范”。至于“雄主之布划”，作者认为贵族执掌政权的旧例，到汉末已经绝迹，并举汉光武、宋太祖以厚秩解功臣兵柄，以及汉高祖、明太祖屠戮功臣为例，指出对付功臣的手段或宽厚或残忍，但在削臣权、固君权上是相同的。沿袭到近世，天下采取郡县制度，土地世袭制度已经消失，朝臣和地方官相互牵制，皇帝可以任意驱策他们，群臣“虽有国家大事，明知其利当以身任者，亦不敢排群议逆上旨以当其冲。谚所谓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者，满廷人士，皆守此主义焉，非一朝一夕之故，所由来渐矣” 。
有关中国封建社会之定义及分期，学界历来众说不一。中国秦代以后形成的封建主义，与马克思看到的西欧封建主义是不同的，西欧的封建制度是建立在分散的贵族领主制基础上的，而中国的封建制度则是高度集权的、大一统的帝制，形成了超稳定的社会结构。西欧有地方自治的历史传统，像英国《大宪章》就是贵族联合起来限制王权、改革法律和司法的范例，由此也在一定范围内确立了平民享有的政治权利与自由，保障了教会不受国王的控制。而中国则没有这样的历史传统，中央集权的帝王专制形成之后，皇帝口含天宪，权力不受制约，专制垄断的意识形态根深蒂固。时至今日，反封建的历史任务依然任重道远。
四 部族政权之私心
李鸿章是当时内外公认的中国权臣，他的权力到底有多大？作者曾举李氏与俾斯麦的对话为例，诠释晚清中国的权力结构及李在其中的位置。李鸿章环游欧洲，曾问德国前首相俾斯麦：“一个做大臣的人，想要给国家尽力办事，但满朝官员与之意见不合，群起牵制掣肘，在这种情况下要想实现自己的主张，有什么办法呢？”俾斯麦回答说：“最重要的是得到皇帝的支持，得到支持就能独揽大权，还有什么事办不了？”李鸿章说：“比如现在有一个大臣，他的君主无论谁的话都听，君主身边那些大臣侍从，经常狐假虎威，借君主的名义干涉大事。处于这种境况该怎么办呢？”俾斯麦想了很久才说：“既然做了大臣，以至诚忧国，想来没有不深获君心的，惟独与妇人小孩共事，就很无奈了。”
梁启超详析了清王朝任用满汉大臣的亲疏之别，认为满清以几十万外来民族统治上亿原住民，难免存在门户之见，“故二百年来，惟满员有权臣，而汉员无权臣”，“自咸丰以前，将相要职，汉人从无居之者（将帅间有一二，则汉军旗人也）”。清廷后来擢用曾国藩、胡林翼等汉员，实因洪杨难起，政权有倾覆之危，时势使然，不得已而为之，但并不信任他们。曾国藩“自金陵克捷以后，战战兢兢，若芒在背。以曾之学养深到，犹且如是，况李鸿章之自信力犹不及曾者乎？”
满族作为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以来，虽然接受了汉族的文化并沿袭其政治制度，但政治权力的内圈仍为亲贵觉罗，世代靠钱米俸禄吃饭的八旗子弟则是其外围，形成了一个靠族群血缘维系的特殊利益集团。二百余年岁月的消磨，令这个“弓马得天下”的民族活力尽失，同光以来汉臣的崛起及由其主导的改革，不断触发他们对统治特权及既得利益的疑虑和危机感。
钱穆先生认为清代“可以说是全没有制度，它所有的制度，都是根据着明代，而在明代的制度里，再加上他们许多的私心。这种私心，可以说是一种‘部族政权’的私心。一切由满族政权的私心出发，所以全只有法术，更不见制度”，“蒙古人满洲人跑进中国，也不是元清两代每一个皇帝能掌握整个政权的。在此两代，其政权之后面，有蒙古满洲全体部族在拥护此政权。于是蒙古人满洲人便是此一政权中之特殊阶级或特殊分子了。此种政权，我们则称之为部族政权。不论蒙古也好，满洲也好，他们都想拿一个部族来控制政府，掌握政权。这种政权，当然是私心的，所以在这一政权下之一切措施，便不好算是政治制度，而只好算是一种法术，一种控制此政权之手段。”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41、143页）
余英时先生指出：清王朝为“少数民族的一族专政”（或曰“族天下”），并有着八旗制度这种严密的组织系统。他认为戊戌变法失败最根本的原因是“国家利益和王朝利益之间的冲突”，“围绕着戊戌变法的激烈政争决不可单纯地理解为改革与守旧之争。最重要的是当时满族统治集团本能地感觉到，决不能为了变法让政权流散于被统治的汉人之手。开国会、立宪法则必然导致满人不再能控制政权，他们享受了两百多年的特权和既得利益便将从此一去不复返了”；他征引梁启超的记述，指出“当时最有力的反对口号便是御史文悌所上长折中‘保国会之宗旨在保中国不保大清’这句话”。（余英时：《戊戌政变今读》，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双月刊，1998年2月号）
由是观察，满清王朝不仅承袭了汉族历代王朝制度之积淀，更兼有狭隘自私的部族政权特性，前期虽经历过康乾盛世的辉煌，但一旦与挟坚船利炮而来的西方文明碰撞，其格局器量顿时捉襟见肘。对外既无力保中国，对内岂能保大清？这种部族政权的私心，越到危殆时刻越患得患失，越发认定只有自己的子弟靠得住。辛亥革命前夕组成以满清贵胄为主的“皇族内阁”，即是私心与法术的回光返照，令立宪派乃至北洋将士率与朝廷离心离德。武汉首义枪声一响，满朝亲贵束手无策，拱手让汉族权臣袁世凯坐收渔人之利。
多年来，影视传媒一直致力于制造大清专制王朝的盛世神话，已属咄咄怪事；近年更有学者罔顾历史，将清王朝吹捧成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政权，更是不知所云。
五 余论
梁启超在此书“序例”中开宗明义，自承“全仿西人传记之体”，他批评中国旧传记体裁“类皆记事，不下论赞，其有之则附于篇末矣”，而司马迁开创的夹叙夹议式列传体裁，“后人短于史识，不敢学之耳”，他愿意继承这一传统。纵观全传体例，分为“李鸿章之位置”、“李鸿章未达以前及其时中国之形势”、“兵家之李鸿章”、“洋务时代之李鸿章”、“中日战争时代之李鸿章”、“外交家之李鸿章”、“投闲时代之李鸿章”、“李鸿章之末路” 八大主题，议论风发，既提纲挈领，又顺应了历史时序。末章结论中，列举古今中外十五位政治人物霍光、诸葛亮、郭子仪、王安石、秦桧、曾国藩、左宗棠、李秀成、张之洞、袁世凯、梅特涅、格兰斯顿、爹亚士（梯也尔）、井伊直弼、伊藤博文，逐一与传主比较点评，妙语连珠，极具特色，而将传主放到世界历史的大视野中研判，上下五千年，环视八万里，更是自司马迁以降史家所未企及的时空。这种传记体裁开一代之风气，直到民国时代仍不断被人袭用。
全传以文言文撰写，仅六万余字，要言不烦，如行云流水一气呵成；反观今日习见之白话传记，冗长拖沓，动辄数十万字，难免有码字赚钱之嫌。时人称道梁氏文风“笔端常带感情”，其感染力与煽动性超过“十万毛瑟”，而讥评者则贬之为“新闻记者手笔”。当时白话文的时代尚未到来，但新闻纸的出现，渐趋白热化的保皇与革命之争，使争取受众、扩大传播成为报刊的生命线，也势将影响到文风的演变。抛开政治观点不论，对照一下革命派章炳麟诘屈聱牙的古奥文字，不能不承认梁氏文笔是近代文坛上最生动的文言文。
这篇传记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著作，或可归入新闻性评传一类。作者自谓：与李鸿章“于政治上为公敌，其私交亦泛泛不深”，必然不会有心为他做辩护。为一位刚刚逝世的大人物作传，能做到不存私见、评价公允、褒贬分明，殊非易事。百年后读此传记，仍能栩栩如生地感受传主其人、其时代，非有高屋建瓴的史识、客观公正的史德及纵横驰骋的史笔不能为之，足令后世沉溺于“遵命史学”泥坑中人无地自容。
梁启超的文字，一向带有鲜明的个人文字风格，极具张力。在一些总结性论断中，经常用“吾敢言”、“一言以蔽之”一类词句，透露出一股咄咄逼人的自信，殆非有真知灼见者所不敢为也。他总结李鸿章洋务、军事及外交失败，关键在于“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治之本原”，在十九世纪这个竞争进化的时代，仅靠小修小补图一时偏安；不扩充养育国民实力，致国家于威德完盛，仅捡拾一点西方皮毛，如同汲水而未找到源头，便安于现状，更凭着小智小术，欲与世界著名的大政治家抗衡，出让了大的利益，却去争夺一些蝇头小利。
在批评了李鸿章的失误之后，梁氏笔锋一转，又扩展到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彼李鸿章固非能造时势者也，凡人生于一社会之中，每为其社会数千年之思想习俗义理所困，而不能自拔。”他指出，李鸿章没有生于欧洲而生于中国，没有生于当今而生于几十年之前，无论前人或同时代的人，没有一个造时势的英雄可以引导他、襄助他，这是同一时代环境下人物的局限性使然，“固不能为李鸿章一人咎也”。
关于个人品格才具，梁氏断言李鸿章乃“有才气而无学识之人也，有阅历而无血性之人也。彼非无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之心，然彼弥缝偷安以待死者也。彼于未死之前，当责任而不辞，然未尝有立百年大计以遗后人之志”。他直指“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为中国官僚政治的通病，“中国朝野上下之人心，莫不皆然，而李亦其代表人也” 。尽管如此，“举朝二品以上之大员，五十岁以上之达官”，无人能比得上李鸿章。他预见到“后此内忧外患之风潮，将有甚于李鸿章时代数倍者，乃今也欲求一如李鸿章其人者，亦渺不可复睹焉。念中国之前途，不禁毛发栗起，而未知其所终极也”。十年后，清王朝最终难逃覆灭的命运。鉴往知今，学习洋务皮毛、改良经济而不改良政治的结局，是一面历史明镜。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转型期的中国正面临着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社会动荡。纵观三十年来新一轮的历史大潮，不见了随亡国灭种危机而来的改革紧迫感，经济建设已有长足进步，政治体制改革却步履蹒跚。一百多年过去，中国仍未建成一个理想的公民社会，梁任公“今日世界之竞争，不在国家而在国民”的警告，在大同世界出现之前，永远不会过时。
2008年11月20日 北京风雨读书楼
文摘有关中国封建社会之定义及分期，学界历来众说不一。中国秦代以后形成的封建主义，与马克思看到的西欧封建主义是不同的，西欧的封建制度是建立在分散的贵族领主制基础上的，而中国的封建制度则是高度集权的、大一统的帝制，形成了超稳定的社会结构。西欧有地方自治的历史传统，像英国《大宪章》就是贵族联合起来限制王权、改革法律和司法的范例，由此也在一定范围内确立了平民享有的政治权利与自由，保障了教会不受国王的控制。而中国则没有这样的历史传统，中央集权的帝王专制形成之后，皇帝口含天宪，权力不受制约，专制垄断的意识形态根深蒂固。时至今日，反封建的历史任务依然任重道远。四部族政权之私心
李鸿章是当时内外公认的中国权臣，他的权力到底有多大？作者曾举李氏与俾斯麦的对话为例，诠释晚清中国的权力结构及李在其中的位置。李鸿章环游欧洲，曾问德国前首相俾斯麦：“一个做大臣的人，想要给国家尽力办事，但满朝官员与之意见不合，群起牵制掣肘，在这种情况下要想实现自己的主张，有什么办法呢？”俾斯麦回答说：“最重要的是得到皇帝的支持，得到支持就能独揽大权，还有什么事办不了？”李鸿章说：“比如现在有一个大臣，他的君主无论谁的话都听，君主身边那些大臣侍从，经常狐假虎威，借君主的名义干涉大事。处于这种境况该怎么办呢？”俾斯麦想了很久才说：“既然做了大臣，以至诚忧国，想来没有不深获君心的，惟独与妇人小孩共事，就很无奈了。”
梁启超详析了清王朝任用满汉大臣的亲疏之别，认为满清以几十万外来民族统治上亿原住民，难免存在门户之见，“故二百年来，惟满员有权臣，而汉员无权臣”，“自咸丰以前，将相要职，汉人从无居之者（将帅间有一二，则汉军旗人也）”。清廷后来擢用曾国藩、胡林翼等汉员，实因洪杨难起，政权有倾覆之危，时势使然，不得已而为之，但并不信任他们。曾国藩“自金陵克捷以后，战战兢兢，若芒在背。以曾之学养深到，犹且如是，况李鸿章之自信力犹不及曾者乎？”
满族作为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以来，虽然接受了汉族的文化并沿袭其政治制度，但政治权力的内圈仍为亲贵觉罗，世代靠钱米俸禄吃饭的八旗子弟则是其外围，形成了一个靠族群血缘维系的特殊利益集团。二百余年岁月的消磨，令这个“弓马得天下”的民族活力尽失，同光以来汉臣的崛起及由其主导的改革，不断触发他们对统治特权及既得利益的疑虑和危机感。
钱穆先生认为清代“可以说是全没有制度，它所有的制度，都是根据着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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