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九十周年祭:一个《问题史》的回溯与反思
点此进入淘宝搜索页搜索分类: 图书,历史,中国史,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1840~1949年）,鸦片战争以后,
品牌: 杨念群
基本信息·出版社：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页码：129 页
·出版日期：2009年
·ISBN：7506295695
·条形码：9787506295697
·包装版本：1版
·装帧：平装
·开本：16
·正文语种：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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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五四”九十周年祭:一个《问题史》的回溯与反思》的探讨缘起于中国话语界长久以来对“五四”运动存在着的三种单一化的解读：意识形态化的政治史叙事、不加批判地套用西方自由主义的思想史分析，以及以捍卫国学的名义否定“五四”批判精神的遗老遗少式的悲剧式论调。以此为背景，作者通过把“五四”扩展至清末变革和民初社会革命的前后长线关联中的重新定位，提出了一种全新的“社会史化”的“五四”研究路径，揭示了“五四”前后中国知识精英从政治到文化，再到社会问题的话题转换，并在从晚清民初到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的这段历史长程中，论述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湖南边缘知识分子崛起并进入主流话语圈的过程。《“五四”九十周年祭:一个《问题史》的回溯与反思》不仅讨论了“五四”前后“社会”作为一个论域的产生以及如何替代其他主题的历史，而且通过考察中国知识分子的“代际转换”以及与此相关的人际网络的变化轨迹，特别着力研究了“五四”前后不同知识群体的行为差异及其后果，描述了一幅充满地域和代际差异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智识图景。
作者简介杨念群，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主要著作有：《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三大知识群体互动的比较研究》（1997）、《杨念群自选集》（2000）、《中层理论：东西方思想会通下的中国史研究》（2001）、《空间·记忆·社会转型——”新社会史”研究论文精选集》（主编，2001）、《雪域求法记——一个汉人喇嘛的口述史》（合著，2003）、《新史学——多学科对话的图景》（主编，2004）、《昨日之我与今日之我——当代史学的反思与阐释》（2005）等。兼任中华书局出版《新史学》丛刊学术召集人。
编辑推荐《“五四”九十周年祭:一个的回溯与反思》“主要讲述了：五四”不是一场单一的爱国学生运动，而是一场长时段的全方位革新运动。“五四”不是一个面目狰狞的“反传统”恶兽，罪不容诛，也不应为近代中国人所有欺师灭祖的行为负责。拿“五四”当国学的出气筒，只能看出所谓“国学”的贫血和虚脱。将“个人自由”的实现与否视为“五四”成败的唯一标准，毫无意义。“五四”不是一场纯而又纯的文化运动，它诱发了一系列的社会改造风潮，我们无法回避。
目录
自序
第一章 导论：“五四解释学”反思
1.1 引言
1.2 “五四叙事学”的缺陷：过度依赖“思想史”分析
1.3 修正途径：“五四”叙事的“社会史化”
1.4 对“社会”的认知与“五四”知识精英的行动方略
1.5 余论：“社会革命”得失谈
第二章 “五四”前奏：从国家崇拜到政治疏离
2.1 “文化普遍主义”如何收缩为局部的政治建设问题
2.2 “民族”与“国家”概念如何相互分离
2.3 “文化”作为一场新兴运动是如何出现的
2.4 东西文化之争如何演变成了“归约主义”的游戏
第三章 “五四”意识的转变：社会网络与身份认同
3.1 以“社会”解构“国家”
3.2 个人一社会一国家关系是如何被重构的
3.3 身份认同的难局
3.4 边缘政治的鼓动者与地方历史意识的重构
第四章 践履型知识群体的崛起与社会改造运动
4.1 地方自治的含义
4.2 个人修养为什么不是自足性的？
4.3 地方性责任伦理与社会组织的建构
出版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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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谈“五四”就像赶场庙会，不仅要就着五月四日这天去赶集，而且有大集小集之分，今年好像逢上个赶大集的日子。言论圈又该熙熙攘攘地热闹一番了。但若不想每年例行吆喝几句“五四万岁”的客套话，却要打着“学术”旗号来赶集就有很大难处，难在这集市须是以新鲜产品示人，如不识趣，一脚踏人其中就如赶科举考场的士子，很容易做出倒人胃口的八股文章来。
既然有此自警的意识，就该拿出个有资格赶此大集的理由来。详细的表白都在后面的行文中，读者自会品评，不用我在此哕嗦。不过，既然赶集的人历来如过江之鲫，近年名门正派和各路草野神仙均喜混迹其中，还是得先辨明自己是哪一路的鬼怪才好。否则刚踏入门就被乱棍打出，不但失了身份还没了资格。逡巡良久，才在下面简要列出些以往“五四”研究的八股信息和我的批评态度，交由读者来评判我赶“五四”这趟集是否合法。
八股一：“五四”被当做一场单一的爱国学生运动，持此论者天真到觉得一天的事就能改变世界。
我的回答是：“五四”是个长时段的全方位革新运动。它的影响时间至少应拉长到20世纪30年代。
八股二：“五四”是个面目狰狞的“反传统”恶兽，罪不容诛，它必须为近代中国人所有欺师灭祖的行为负责。
文摘第一章 导论：“五四解释学”反思
1.1 引言
2009年是“五四”运动九十周年纪念的年份，也注定是一个热闹的年份。多年来，史学界已养成习惯，每逢“大年”“小年”，只要是“革命”历程中的重大事件都要举行一场拜祭典礼，故可称之为“纪念史学”。尤其是“五四”在中国革命史的叙事中又是一个具有转折点意义的事件，祭拜之风渐趋火爆热烈当属自然。不过祭台上下想移情换景的呼声也越来越大，大概是已难忍祭典演出的仪规陈旧乏味，拜辞俗腔滥调，因每次祭拜的程式和颂辞无外乎是照旧祭出“德先生”（民主）与“赛先生”（科学）两尊神位，尤以“赛先生”的位置最为尊崇，故神位甫一出场，难免让人顿生厌倦，不是这两位“先生”不好，而是演员的演技太差，出场频率过高反而会倒了观赏者的胃口。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有人提醒别忘了“五四”还有个大明星叫“费小姐”（自由），应该让她登场亮相，才使得当年的祭拜风情蕴出些新意而不至于陈腔依旧。
“五四”解释学自进入知识生产流程以来，就一贯难脱政治史解读的窠臼，标准的党史叙事习惯把“五四”看做是一场相对单纯的爱国抗议事件；“五四”犹如薪柴燃料，点燃了社会主义运动蓬勃兴起的熊熊火焰，它漫天辉映着，遥遥与作为近代革命之开端性标志的鸦片战争相呼应，“五四”的作用就是把自己变成中国近代史叙述末端的一个句号。自“费小姐”登场并日益走红以来，大多数的“五四”研究才开始转向，试图把它解释成一场触及中国人灵魂和精神变化的“文化改造运动”，对这场运动的一个最佳描述就是“人的觉醒”。周策纵先生那部“五四”研究的名著英文名字就直截了当地说“五四”是In—tellectual Revolution in Modem China，意思是现代中国的一场思想革命。既然是“思想革命”，就不是短暂的政治运动影响力能够说明的，而是具有一种持久的精神召唤力量。当年胡适也特别强调“五四”文化活动的重要性，而不强调那种种社会的和政治的活动。在这一点上胡适与孙中山的看法比较接近，孙中山对新思想运动的评价高于其他活动，故胡适也特别注重新文学运动，甚至称“五四”是中国发生的一场文艺复兴运动（The Chinese Renaissance），大意也是如此。
不难发现，这种解读自觉不自觉地在大唱“纪念史学”突出“五四”政治特性的反调，显示的是“自由主义”式的思想关怀，特别能展示出台湾学者所崇尚的一种史学意识，同时也反映出台湾和大陆研究语境的明显不同。大陆的“五四”研究，除“赛先生”持续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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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正值“五四”运动九十周年之际，选择具有这样历史背景题材的著作，回溯20世纪初期的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旨在全面而多角度的呈现“五四”所引起的思想、政治、社会等一系列变革。
“五四”运动，对于巾国的知识界而言，是一个具有符号意义的坐标。
正是这种特殊的坐标意义，“五四”这个词汇在不同群体、不同认知主体中产生了严重的概念异化，进而在内涵研究上，也出现了不同的倾向。而这种异化本身又是在种种更深层次的思想变迁大背景下潜移默化地进行的，只不过这种变化很大程度上并非源自对“五四”这一历史事件来龙去脉的深入研究，而是基于对这一符号的利用方向。
这一著作对于这种思路变化有着清醒的认识。首先，作者梳理了各个思想流派对“五四”这一概念的不同解释，承认无论是以中国近代政治史坐标系而存在，还是以个人启蒙为出发点的“文化反省”，都是20世纪初期确实存在的思想流派，只不过被后世的研究者过度诠释的一个断面。
事实上，本书试图通过对这些思想流派的分析，进一步说明：“五四”运动首先是一个有着“历史主义”特征的事件，即承前启后并非孤立存在的历史环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