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外国文学翻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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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 任淑坤
基本信息·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页码：203 页
·出版日期：2009年
·ISBN：7010079404/9787010079400
·条形码：9787010079400
·包装版本：1版
·装帧：平装
·开本：16
·正文语种：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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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五四时期外国文学翻译研究》以五四时期的外国文学翻译为研究对象，全面梳理与专题研究相结合，再现五四时期外国文学翻译的整体状况，考察当时的社会思潮、政治状况与文学翻译趋向转变的关系，文学翻译对我国现代文学的影响，同时，聚焦五四时期三场关于翻译的论争，分析造成翻译趋向转变、引发可译性论争的原因；缕析五四时期外国文学翻译与当代解构主义翻译流派的主张、溯源其各自的代表人物鲁迅与韦努蒂翻译理论产生的不同背景，指出在直译与异化，对待原文本的态度等方面的异同。
作者简介任淑坤，女，1973年生，2005年毕业于南开大学，获博士学位。现为河北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在《外语与外语教学》、《四川外院学报》、《上海翻译》等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多篇，参编著作3部，主持、参与各类课题多项。目前主要从事中国翻译史、西方译论等方面的教学与研究工作。
编辑推荐《五四时期外国文学翻译研究》全面梳理与专题研究相结合，再现五四时期外国文学翻译的整体状况。考察社会思潮对文学翻译的规约，五四时期外国文学翻译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以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时间差。
揭示五四时期外国文学翻译的三重追求，即思想启蒙、政治救亡和审美情趣。文学翻译在承担社会功用的同时，其文学性不再受到忽略，审美情趣也纳入了译者的视野。
以鲁迅的翻译实践和理论为中心，将五四时期外国文学翻译与当代解构主义翻译流派的主张进行比较。溯源鲁迅与韦努蒂翻译理论产生的不同背景，并指出在直译与异化、对待原文本的态度等方面的异同。
目录
绪论
第一节 选题定位
一、“五四时期”的时间范畴
二、五四时期外国文学翻译特色
三、五四时期外国文学翻译研究的意义
第二节 五四时期外国文学翻译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一、解放前
二、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1949-1978）
三、改革开放以来（1979年至今）
四、文献回顾总结
第三节 研究方法
第一章 五四时期外国文学翻译概观
第一节 文学翻译的起源语境
第二节 翻译状况
一、新青年社
二、文学研究会
三、创造社
四、未名社
第三节 外国文学翻译的特点
第二章 五四时期关于翻译的论争
第一节 稳操胜券的论争——双簧信与文学翻译趋向的转变
一、双簧信与文学翻译批评对象的选定
二、胡适对批评对象的确认
三、罗家伦、傅斯年的应和
四、林纾何以成为批评对象
五、林纾的反驳
第二节 没有结局的论争——关于可译性与不可译性
一、论争过程
二、可译性与不可译性论争的渊源
第三节 势均力敌的论争——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对话语权的争夺
一、翻译的作用与地位：媒婆、奶娘？
二、翻译的动机与目的：主观、客观？
三、翻译批评：“打架”、商榷？
四、创造社的精英意识与中心化趋向
第三章 五四时期外国文学翻译的两个世界
第一节 翻译的世界
一、晚清的翻译状况
二、传承与背叛——从晚清到五四
第二节 文学的世界
——外国文学翻译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
一、新诗运动
二、戏剧改革
三、题材的借鉴
第四章 五四时期外国文学翻译的三重追求
第一节 思想启蒙与政治救亡
一、近代思想启蒙与政治救亡传统
二、启蒙与救亡思潮决定了翻译趋向的改变
三、五四时期的文学翻译与启蒙救亡思潮
第二节 审美情趣
一、以“真”为美
二、“悲剧”审美意识的生成
三、审美主体普遍化
四、审美功利主义
第五章 五四外国文学翻译与当代译论——以鲁迅的翻译实践及翻译理论为中心
第一节 鲁迅的翻译活动（1909-1927）
一、《域外小说集》
二、鲁迅与未名社
三、鲁迅与日本文艺理论著作的翻译——《苦闷的象征》
第二节 鲁迅的翻译思想
一、翻译作为启迪民智、改造社会的途径
二、翻译作为文学和语言引进的途径
三、直译与“失本”
第三节 鲁迅与当代译论
一、鲁迅与翻译的政治
二、鲁迅与解构主义翻译理论
结语
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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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摘第一章 五四时期外国文学翻译概观
五四时期是中国思想文化转折时期，也是中国新文学发展的重要阶段。在此期间，一大批新式知识分子登上历史舞台，成为推进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他们或在国内接触了新式教育，或留洋海外，受到西学熏染。在这当中，不乏文学家、翻译家。他们一边进行文学创作，一边从事文学翻译活动，译介与创作相辅相成。他们积极倡导文学变革，推进白话文运动；与此同时，他们担负起介绍西方文学的任务，通过他们的译笔，将欧、美、日本等国的文学作品有选择地翻译进来，由此翻译介绍外国文学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出现这一盛况并非偶然，这与五四时期的国内外背景、社会状况密切相关。
第一节文学翻译的起源语境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英国侵略者以其“坚船利炮”叩开了中华帝国紧闭的大门。战争的失败和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使得中国沦为半殖民地。此后，列强又加紧侵略的脚步，不断扩大其在华权益。以林则徐、魏源为首的早期开明士人，率先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著名论断，迈出了“自强御侮”、学习西方的第一步。之后，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再到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国人向西方学习大体经历了由技术，到制度，再到思想文化、价值观念的过程。我国的文学翻译活动也大体遵循这一轨迹，具体表现为：洋务运动时期，以徐寿、李善兰、华蘅芳等为代表的知识分子所从事的科技翻译活动，主要是服务于晚清军事、外交的需要，译作内容主要围绕军事技术、国际法等方面；戊戌时期，以严复为首的维新派翻译了大量的政治学、社会学著作，宣传西方的政治制度；五四时期的文学翻译，内容更为丰富、主题更为深刻，涉及了对各种社会思潮的介绍、对中国国民性的批判、对新文学的建构，等等。
19世纪末20世纪初，列强加紧对中国的侵略，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积极策动武装起义，各地革命运动此起彼伏。为挽救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清廷被迫推行“新政”。“新政”的推行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渐进变革。与此同时，以康有为为代表的保皇派在海外，以张謇、汤寿潜为骨干的立宪派在国内，积极鼓吹君主立宪思想。在这种情况下，1905年清政府派载泽、端方等五大臣出洋考察謇政。五大臣“遍观诸国，激刺在心”，回国后奏请清廷变革政体。1906年，清廷颁布“仿行宪政”上谕，次年下谕设立资政院，“以立议会之基础”②。革命派的压力以及国内要求速开国会的全国范围的请愿运动，迫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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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本书是我在南开攻读学位所做的博士论文，今天终于付梓出版。重读书稿，仿佛又回到了学生时代。“白驹过隙”，“日月穿梭”是年少时形容时光飞逝常用的词，然而当岁月的年轮转过了几十圈，才切身体会到其真义。蓦然回首，往事还清晰鲜活地出现在眼前，犹如发生在昨天。论文定稿时将文稿在手中摩挲掂量的感觉就像捧着一件贵重物品。那并非是因为敝帚自珍，而是因为它留有我求学的点点印记，饱浸着老师、同学和亲友对我的浓情厚意。
文学翻译一直是我的兴趣所在，但我能真正步入学习正轨、探索治学之路，与我的导师崔永禄教授的严格要求和耐心引导是分不开的。无论是课上的口头发言、课下的书面读书报告，还是学期论文、毕业论文的写作，在每一教学环节中，在我点点滴滴的进步中都凝聚了老师的辛劳和汗水，他敏锐的学术眼光和严谨的治学风范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让我同样难以忘怀的还有刘士聪教授和王宏印教授，他们以长者的宽厚和渊博的知识为我们创造了良好的学习氛围。难忘刘士聪教授春风化雨的教诲，难忘王宏印教授的鞭策与支持。我在南开学习的日子里，老师们耳提面命，在传授知识的同时，更注重我们科研能力的提高和研究方法的掌握，这为毕业论文的写作打下了良好基础。在毕业论文的撰写过程中，老师们始终关注我的写作进展，并提供了宝贵资料和书籍。论文完成后，老师们又不辞辛苦地审阅了初稿，并提出了中肯的意见。在此，我要向三位老师致以诚挚的谢意！同时，我还要衷心感谢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李喜所教授，与李老师的交谈让我受益良多，他的关心和鼓励让我在迷茫之际看到希望。
论文的最终完成还得益于许多人的帮助。南开大学陈敬老师、刘晓琴老师在学习和生活等诸多方面给予关心和扶助；我的同学们总是及时发布和交流学术及相关信息，与我分享他们的学习资料；素未谋面的书友“梦琳斋主”和“书友茶”及时雨般地相赠我需要的书籍，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在多年求学过程中，家人的支持和鼓励始终伴随着我。在我需要帮助的任何时刻，他们都会尽其所能无私给予。我非但没有机会回报，反倒让他们平添了一份牵挂。我要特别感谢我的丈夫，他不但要做我懈怠时的督导者、苦闷时的慰藉者，还在自己繁忙的工作之余，帮助我查阅了大量资料。
